“从上个月开始，夏阳每周给家里打电话，父母最后一句话都会问：今年回家过年吗？夏阳总是闪烁地说：还没定，到时候再说。电话那头，父母久久无声。夏阳已三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又不打算回，不是不想回，而是害怕回。他从农村高考出来，毕业后住到了广州的城中村，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马上三十而立，却无房、无车、无女朋友”……
这是羊城晚报记者昨天在特写《蚁族恐归》中的描述。看来这些“蚁族”在回乡心境与情境方面，还比不上农民工。
唐朝诗人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触动千百年来的千万游子的心弦。那种“意恐迟归、回来就好”的无负载团圆的朴素感情才是叩击心扉的关节。假如“慈母”也像今人这样希望游子携妻带钱衣锦还乡，那么孟郊一定写不出如此感人的诗篇。
经历“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是农村或寒门子弟考上大学后不愿认父老乡亲的状况。这样的子女也有“恐归”心理，“恐”的是“土爹”“土娘”让他们脸上无光。
与“不认爹和娘”的“恐归族”相反，现在的“恐归族”是“怕见爹和娘”。怕什么？怕被父老乡亲发现读完大学后“社会地位”不见提升，还处于“无房、无钱、无媳妇”的“三无状态”；怕被人议论风风光光地出去却还灰灰溜溜地回来……
每一种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都留有时代价值观念的印记。从“归来便好”到“回避父母”再到“不敢回家”，都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价值嬗变。我们尴尬地发现，现代人的势利眼比孟郊时代的人更为“明亮”。也许现代“蚁族”的父母并不在意子女是否“三有”，但至少有许多“旁观者”对回乡的“蚁族”构成价值评判压力，从而构成精神压力。
“蚁族恐归”不是家乡的错，更不是“蚁族”的错，而是错在形成森严等级、处处势利相看的价值推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