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广东某富商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了8个胚胎，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再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对此，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立表示，代孕不是简单的物质交换，是伦理问题，打击代孕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1月8日《广州日报》）。
广东富商的“八胞胎”，透露出来的不只是社会不公平的信号，更多的还是医疗技术被滥用对社会公共伦理带来的严峻挑战，而打击代孕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意味着代孕技术的成熟，类似于“八胞胎”可能会诱发更多来者争相效仿，这对社会公共伦理来说无疑是灾难。
代孕技术的泛滥，使得原本“生物学上的父母”、“生身父母”与“养育父母”，角色紧密相叠的架构遭到彻底颠覆，“父母”的传统含义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父母”正在多重角色分离之中，挖下越来越多的家庭情感、公共管理与人伦道德的陷阱。
事实上，在医疗技术领域，与人口生殖、器官移植等诸多相关技术的成熟，几乎都成为了或者正在成为挑战公共伦理与公共秩序的重要问题。B超技术的成熟，使得人工对性别的选择成为了社会的公害，一些地方人口性别比居然高达130以上，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未来十多年，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而代孕技术、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已然使得地下代孕、卵子买卖、人体器官买卖等违法活动日益猖獗。这些问题的背后，无一例外都缺少了法律与法规的强力约束。与此同时，基因技术、细胞克隆技术等日渐成熟，在医疗领域的延伸，势必也会对传统的伦理与社会秩序构成更为强烈的冲击。
“八胞胎”是技术管控的“宫外孕”，它将科学技术本有“双刃剑”的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医疗技术对传统伦理与社会秩序侵害的一个缩影。医疗技术运用需要趋利避害，严格遵循社会公共伦理的准则，通过加快立法严格各类技术的使用范围、审批程序、管理规范，明确滥用的标准和追究成本，将技术固化在医疗伦理的范畴之内；同时，通过“入罪”提高违法成本，将诸如非法Ｂ超鉴定、非法买卖生殖细胞、非法提供代孕服务、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以及非法提供有违伦理的医疗技术服务等，列入刑罚的罪名，将技术可能的泛滥堵塞在利益的大门之外。“八胞胎”应该是撬动医疗技术伦理立法的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