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协委员范松青提交了一份提案，他希望在通货膨胀抑制了居民合理消费增长的情况下，由政府向市民直接发放或补贴1000元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1月8日《南方日报》）
此前，素有“批评经济学家”之称的许小年、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都曾指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他们都想通过以国资的力量来强化百姓的社保，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来推动消费；而直接发红包虽然方式不同，但是“以国资富民来拉动内需”的思路是一致的。
早在2008年11月，对于当时“各省市投资总额超过10万亿，远高于中央4万亿”的建设热潮，笔者就曾担心，很多投资延续旧思路，很容易产生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再则把投资过多投向基本建设，而涉及民生的保障水平、公平诉求等社会工程不予在意，不仅不利于对“内需救经济”的有效挖掘，而且存在社会问题累积的隐患。如今，经济学家和政协委员的建议，让人们看到了国资效用最大化的“优势比较”新思路，非常值得重视。
这个思路不仅可以从消费一端传导需求信息，向上刺激经济发展，还可以以此调整分配关系，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尤其一定程度上解决被广为诟病的公平诉求——通过派发全民红包，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中的“马太效应”。尽管这种改变尚显微不足道，但总比不做要好。
肯定上述“新思路”，并不等于赞同仓促推出。红包发给谁？怎么发？又是一个在解决公平时面临的另一层公平问题。给全民派发红包这件事，应该作为调整国有资产发挥效用的手段来认识，建议本身的善意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