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河南省中牟县举行“有技能、守规矩、受欢迎、作贡献”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送水哥”李老发等539名新型合同工人受到隆重表彰。这是中牟县首次用“新型合同工人”替代“农民工”这一称呼。
此前的12月20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与河南省社科专家座谈时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一种极大的不公。卢展工说，叫农民工很没有道理，你可以叫合同工啊、临时工啊，这都可以区分其身份。他说，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跟上了。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我们河南要带头。
钱报网网友百文不如一剑：“农民工”这个词汇并非一诞生就是贬义词，是很多严酷的现实才导致了目前的尴尬。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是好的，但只是在称呼上做文章，显然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试想，如果仅仅给这个群体改了称谓，却没有在实际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中的艰辛依然困扰着他们。那么，不管赐给他们什么样的称谓，哪怕是叫他们“农民爷爷”，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又能有多少补偿呢？所以说，更迫切的问题是落实。
钱报网网友谢庆富：“新型合同工人”，“工人”还分新旧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给予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市民同样的待遇，就算给个“皇帝”称谓又能怎样呢？这和“暂住证”改叫“居住证”、“小姐”改称“失足妇女”一样，指望从字面上给人找回尊严是不现实的，也注定是一个笑谈。
钱报网网友孙维国：本人是农民工，上世纪80年代即出来打工，一开始我被称为“盲流”，然后是“民工”，再是“农民工”，直到如今的“新市民”、“新城市人”，在称谓的不断变换中，是事实背后的无奈。在城市，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依然居无定所，依然怀里揣着“居住证”（以前是暂住证）；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依然没有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依然时不时遭受城里人的白眼，被骂“乡巴佬”；依然在讨不到工钱时敢怒不敢言；依然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这一切的“依然”，其结果是，我依然离“市民待遇”相隔十万八千里。
我丝毫不否认关于“农民工”称谓表述变化的正面意义，是出于对农民工的关爱。只是，“新型合同工人”替代“农民工”也好，新市民替代“农民工”也好，其实，怎样称呼我们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破除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户口鸿沟”，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平等“国民待遇”，如此，即便一辈子叫“农民工”又何妨？否则，穿上再绚丽的马甲也没用。实际上，只要权利平等了，农民工称谓自然会随之消失。
钱报网网友姚开华：我2000年就来浙江打工了。我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是叫“农民工”也好，叫“新型合同工人”也罢，只要能够挣钱，工资不会被拖欠，怎么称呼都无所谓。杭州还称呼我们是“新杭州人”呢，听起来有多亲切！农民进城打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挣的钱能够有结余，往往有些时候事与愿违。如物价天天涨，房租、水电费月月加码，而工资却一直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一年下来，算一算年收入还是有几万块，用于生活与其他开销以后却所剩无几。
钱报网网友银样蜡枪头：无论如何，改革必须从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发力，才会有摧枯拉朽革故鼎新的功效，只在一些形式上绕来绕去，非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耽误改革的宝贵先机。眼下，最要紧的工作是，尽可能地保障进城农民工与市民权益均等化，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而不是画一块漂亮的饼子给他们，那样不但不能充饥，反而是对这个群体的二次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