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与朋友一起吃饭，他说起去日本旅游的印象与感想。这是我在半天之内，第三次与“日本”、或者说“日本问题”——相遇。
一遇
早晨上网，看到崔永元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对话，话题是崔永元已经拍摄完成即将推出的的两部纪录片：《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崔永元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对着镜头回忆自己的经历，留下音像方式的“口述历史”。崔永元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前几天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纪念，有报道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在的已不足2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赵斌老人前不久发生意外，病重住院，生命垂危。报道传达了一种担忧：这些幸存者离去后，这段历史会不会被遗忘？
崔永元的努力，似乎让人略感宽慰。但是，这件事情，是崔永元自己募集资金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是民间行为。
“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我回来后就呼吁相关部门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只好自己筹钱做了。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那么政府呢？政府责任、国家责任呢？那些多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社科院所、高校研究单位在干什么？
一人之力，终究有限，拍摄中途，崔永元发不出工资来。拍摄完了，片子的价格被压低到青菜萝卜价。崔永元说：“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
这个区别，是否标示出我们与“文化大国”的距离？
二遇
读了崔永元专访，随手翻开今年第12期《中国记者》，有一篇文章介绍，获得2011年中国新闻奖的作品中，有一篇《八卦话题“打败”抗战老兵》，是说在电视剧《滇西1944》首播式上，中国远征军老兵、92岁的鲍直才，被请到台上讲话，娱记们在台下聊天；自由采访时，记者们团团围住扮演中国远征军军人的演员王学兵夫妇，问的都是他们的私生活话题。鲍直才老人被冷落在一边，独自一人向场外走去。
娱记或媒体往往说：观众喜欢什么我们拍什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还是“什么样的媒体造就什么样的观众”？最大的可能是：互相造就，互相抱怨，互相需要。
三遇
午饭时，去日本旅游回来的朋友，说起这么一个细节：每次上车下车，没有一个中国旅客，向上了年纪的日本司机说一声“谢谢”。这位司机呢？一路上只做两件事：开车上路，停下擦车，不说一句话。后来，朋友送了一套纪念杭州申遗成功的明信片给这位日本司机。朋友用日语说：“这是我的家乡杭州。”这位司机不敢相信：“这么美丽！真的吗？”显然，他很少接触有关中国的信息。
第二天早餐时，这位只开车不说话的日本司机，把自己盘子里的一个寿司，夹到朋友的盘子里。其他中国游客觉得很奇怪，你跟日本人弄得噶亲热作啥？但是他们拉动日本内需的热情，令我的朋友自愧不如。
同在一辆车上好几天，人与人也可以一直形同陌路；同是中国人，心与心也可以很隔膜。
补充一句：中青报这篇专访，标题是《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国家才会体面》；崔永元的原话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