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这是一曲渔民们唱出的悲歌。几个月以来，来自河北、山东的渔民分别在青岛、天津等地起诉康菲公司。但无一被立案。12月13日，107名受害渔民的代表、律师，以及中华环保联合会，一起来到天津海事法院，再次冲关，并提出4.9亿元的索赔要求。
相比以往20万的最高赔偿限额，这4.9亿看似狮子大开口，但和英国BP公司在墨西哥漏油事件中前后赔了千亿美元相比，这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与以往几次仓促上阵不同，此次出战，渔民分别向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相关部门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对海洋环境造成了重大污染”，做出了“油污与蓬莱19-3油田指纹对比”的肯定结论。
但是即使如此，和康菲相比，此番对抗依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借力中海油，康菲不仅拥有强大的行政垄断资源，更拥有无可比拟的技术信息优势。并且据有关媒体报道，庞大的法律抗辩团队也早已严阵以待。
当然这不是说此次出战肯定毫无胜算。去年12月3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起的一起环境公益诉讼，状告贵阳市某造纸厂获得胜诉。该案开了环境公益诉讼胜诉先河。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企业本来就是应该被关停的小污染企业。此案并没有改写公益诉讼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潜规则。
此次渔民状告康菲能走出环境公益诉讼“立（案）不起、诉不出、判不下”的历史怪圈吗？虽然新的民诉法草案已经加入了公益诉讼条款，但是表面看难在法院，实质上难在体制。简单做立法上的改进，恐怕仍旧无法破解难题。在贵阳一案中，我们发现贵州省环保厅相关专家和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局长都以人民陪审员身份全程参与了审判。原告方获得了强大的行政和专家支持。另外，该案前期分析检测费用，由“两湖一库”环保基金会先行垫付。这是我国首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鉴定费用得到基金会资助的案例，这一强大的经济后盾对原告同样不可或缺。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突破这张层层织就的利益之网，渔民和环保组织只能继续陷在网中央。以三鹿案索赔为例，个别法院被通知一律不予受理案件，律师被劝告一律不予代理，即使一些消费者维权机构介入，却被少数官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某官员一语道破，“如果真这样不就乱了吗？”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这里是所有人的故乡。在渔网和利益之网之间，你选择故乡还是选择康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