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财大一位女讲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愿再回母校工作，要求辞职而不得，以留在蚌埠找不到爱情为由状告学校，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世上辞职、违约的事情千万件，如果没有“女博士”这顶帽子，没有“女博士的爱情”这么煽情的字眼，恐怕这起小官司，充其量也只能在普法宣传里充当一个小案例，完全不可能变成天南地北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舆论纷纷评点的热门闻——争报、争议的底下，大多数人有着一副八卦、窥视表情。男人、女人、女博士，将女博士封为“第三种人”，用猎奇、嘲笑的心态围观这一群人，其实暴露的恰是许多国人的狭隘和肤浅。
女博士辞职、打官司都不稀奇，但“女博士因为在小城找不到爱情”而状告母校，这样的理由的确罕见。女性敢于坦率大方地将“找不到爱情”作为诉讼理由提出来，且也被执法者认为是合乎人情常理，就现代妇女解放运动而言，该算一种进步。然而，将其归入整个社会越来越敏感和强烈的“剩女焦虑症”现象，恐怕更为合宜。如果安徽女博士所说的理由和她对待母校的感情不假，那么仅仅因为可能找不到爱情，就宁愿背弃与学校间的协议、改变职业发展轨迹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如今在一些年轻知识女性中，女性在职业与婚恋关系上发生的改变， “剩女焦虑症”蔓延得如此迅速而有心理杀伤力，不由人不敏感。
比起“剩女焦虑症”，女博士、她所在的大学与执法者在这起“爱情故事”里所透露出的重眼前实利、儿戏契约态度，更值得关注。
不论是博士、高校还是法官，都该代表中国最讲诚信、最该懂得平等和尊重他人权利、也最有法律意识的群体。女博士在辞职被拒后，没有选择“托关系游说”或者撒泼无赖，而是打官司，让法律说了算，同时愿意支付违约金，这样的做法自然应该称道和肯定。但四年前，当她与大学签订协议时，究竟是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毕业后应按期到学校工作，5年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调动”之类条款，还是看得清楚明白、却为了得到读书机会而先签了再说？无论哪一种，恐怕都不算是法治社会里会为个人行为负责任、尊重契约协议、重诚信的做法。
同样，拿有霸王条款之嫌的绝对条件要求员工，一旦面对无厘头理由却全无招架之力、只求“名义上还在财大工作”的大学，也远没有真正的法律意识、契约精神和对个体权利的平等与尊重立场。
没有了这份平等尊重的立场和契约精神，只以鼻子尖上的眼前利益为衡量标准决定去留取舍，则契约的约束力很难真正发挥，违约、背弃、纠纷也难免要时时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