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天价采购事件见怪不怪的背景下，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拟为即将参加县“两会”的代表、委员采购总计978只上海牌手表作为纪念品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究其原因，大致可能是因为价格虽然不很离谱但是用途不太靠谱，事情虽然不再稀奇但是处理过程很是新奇。事情曝光后，当地政府随后的处置充满了程序化的意味，程序化到任何一个稍有中国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毫无意外地预见到事件的处理结果。果不其然，12月2日，富宁县政府回应称，这起事件系会议筹备组相关人员违反程序发布询价采购公告，同时决定，“两会”不购买不发放任何纪念品，会后将向社会公开“两会”经费，接受社会监督，对违规工作人员也已启动问责程序进行行政问责。
当事县政府的应对之策，从官僚系统运行规则看，可谓中规中矩，无可指责。因为，其他诸多类似事件以及上级处理类似事件的应对策略，也不过如此。从事后的社会反响看，这一策略确实也达到了当事方所期待的效果，舆论又忙于追踪层出不穷的其他新事件了，这类事情就此顺利过关。但是，这种已经被社会习惯性接受的应对套路，是不是就真的那么完善呢？对于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能不能起到根治作用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来自社会更多的质疑和反思。
从责任承担角度看，在这起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中，直接承担责任的，都是具体经办人员甚至临时工。富宁县委主要负责人甚至振振有词地表示，“县里几位主要领导之前并不知道此事，更没有作出相关决定。”似乎因此追究直接经办人员的责任就足以谢天下了。但是，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一旦违法或者造成不良后果，承担第一位责任的是行政机关本身，在首长负责制的体制下，行政机关首长应该承担第一位的责任。具体承办人员只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存在故意违法的情形，行政机关才可以向其追究责任，即便是过失都不应当承担责任。当然，具体承办人员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外。因此，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违法或者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的，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的是领导而不是工作人员。富宁县政府这一采购行为，显而易见不是具体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富宁县政府的行为。如果具体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未履行相应报批程序，内部可以进行相应批评甚至处分，但是，在对外责任承担方面，无论内部情况如何，都不能以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代替法定责任主体的责任。如果一旦出了事就拿工作人员或者临时工来顶包的逻辑大行其道，领导们在决策时不用面临应当承担的风险，则类似事件只会层出不穷。这不是猜想，而是令人遗憾的现实。
从接受社会监督角度看，每次出现类似事件，当事机关信誓旦旦要公开以示接受社会监督，已经成了固有模式，人们也已习惯性地接受了这种模式。但是，动辄就“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有时候不仅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反而严重暴露出一些政府机关法治观念极度缺失的弊病。就此事件而言，曝出采购丑闻的并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作为人民代表机关和参政议政机关的“两会”。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代表，为他们采购纪念品的行为何来社会监督一说？县级人大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对县级人民代表机关的监督，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应当通过选举决定代表的去留，而不是适用于针对官僚机关的信息公开等方式。
一些政府机关在履行公共职责过程中，屡屡曝出违法乱纪丑闻。而在每一起类似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程序化的套路虽可一时应对，但是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需要对这种程序化的套路认真反思。如果每次发生类似事件，本应由领导承担的行政问责责任，都制度化地推给具体工作人员甚至临时工，那么领导们在决策时将没有任何顾忌，这类事件也就层出不穷。如果每次发生类似事件，都能够通过同一个应对套路顺利过关，法律关系被肆意扭曲，其暴露的深层次问题，更有可能被现实合理化，从而扭曲法律关系架构，危害之大，不可不认真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