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某街道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强奸案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如果说小悦悦事件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的话，而杨喜利一案则让我们反思道德沦丧的同时，更需要进一步追问案件背后的管理失范问题。
媒体报道，受害人丈夫杨武绝望无助，痛哭流涕说：“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家中，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敢悄悄报警。目前警方已呈报检察院，要求批捕。社区相关负责人则称，他是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他殴打强奸别人，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
近年来，一些“联防队员”、“合同制警察”和“临聘协警”的道德水准和执法能力饱受诟病。作为村（社区）级组织的一支群众性防范治安案件的队伍，治安联防队大多为临时招聘的青壮年。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可是这些年，个别联防队似乎成了“扰民队”，经常替代警察查户口抓人等，酿出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诸如调戏妇女、吃拿卡要、肆意打人……甚至郑州某联防队因涉黑遭到严肃查处。
具体到杨喜利一案，老百姓称，杨喜利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打跑了几个老婆。“他在殴打他人时，只要还手，就往死里打”。这哪是执法人员，简直媲美《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公众要问，如此联防队员是不是按照必要、必需的原则及合法的程序，严格把关招聘使用？是不是进行了必要的严格管理？是不是违规甚至违法赋予了他们过多、过大的权力？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临时工”成为相关部门的护身符。联防队员介绍，杨喜利案发前正常上班，参与日常巡逻，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但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相关负责人则称，在事发前几天，就因为他喝酒，对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决定。但至今制服和警棍、钢管等也没有收回来，本人也没有签收解聘通知。这不能不让人追问，在执法暴力背后到底潜藏什么样的“管理暴力”？
在个别地方，“管理暴力”已经成为解决一些管理难点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处理与外来流动人口伴随的棘手问题的时候，在出租屋、市场摊点、发廊餐馆、各类店铺等等这些难点地段，粗暴的、非人性化的管理思维一再成为挥之不去的幽灵。杨案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它逼问我们，在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领域，相关部门是把他们当做“新市民”，还是旧体制阴影下的“暂住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