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院）学生会干部优先，拒绝富二代。”日前，在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校园招聘会上，某文化传播公司招聘公告中，将“拒绝富二代”列入条件。（11月1日《楚天都市报》）
在这个富二代行为不时挑衅公众底线的年代，此次招聘看起来有一条理直气壮的理由：富二代本身缺点太多。当然，任何一个单位都有自己限定招聘条件的自由，甚至拒招富二代还可赢得公共舆论的某种喝彩，但这样的举动充满了道德迷恋的色彩。
任何招聘，首先应该把门槛尽量放低，而先入为主地认定所有富二代都具有太多的缺点，显然招聘方将自己当成了“道德上的优越者”，招聘有了太多的道德附加。
当下，公众被以不同群体的名义割裂开来，并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然而富二代们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吗？优裕的家庭条件的确让富二代们有一些问题，但需要看到的是，他们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也更早地涉足社会。作为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显然更需要一些长于交际、有着众多人脉关系的员工，这些不正是“富二代”相对擅长的吗？
贫富差距、仇富情绪固然是我们这个转型年代无法避免的产物，它们需要消弭。除却让社会福利更广覆盖、让个体富裕与向上路径更宽畅的公共性努力外，个体之间的和解也不可或缺。
与其说“拒招”是过度道德洁癖的间歇性发作，不如说它是某种哗众取宠式的炒作——当炒作绑架上身份符号与道德对立，它显然和“拒招”一样不可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