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吴川市个体户凌华坤，驾车追击抢金项链的劫匪，车辆与劫匪摩托车碰撞，其中一劫匪重伤不治身亡，而其妻儿也受伤，座驾要大修，还伤及路人和路边车，见义勇为奖金全部赔完了，还要倒贴4万，更要面对死亡劫匪家属的索赔和官司……这名血性汉子直叹“我不如去跳楼算了！”（据《羊城晚报》）
一条血性汉子落到这样的地步，经济生活困难心理压力巨大，确实很受伤，想起来也很后怕，一般人甚至会后悔。因而，凌华坤勇敢的精神应该褒扬，有关机构对他进行奖励，吴川市给他发来见义勇为证书，社会舆论的关注，无一不是对他的肯定。
但就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系列处理，“良好的动机”和“勇敢的精神”显然无法替代法律判断。一个动机可以产生多个后果，而且后果往往比动机复杂得多。见义勇为的良好动机，可能罩不住后果的复杂性。公众同情归同情，但毕竟是利益问题只能按利益的原则处理了，那通常是由法律程序来解决。
凌华坤赔钱赔到喊“跳楼”，这当然是不幸的，但也正好说明见义勇为有成本，包括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许多喜欢批判社会冷漠的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世上不存在着没有成本的见义勇为，倘若零成本，则人人都可成见义勇为者，也就无所谓勇不勇了。因而，见义勇为要“赔钱”并不出奇，正如警察追捕逃犯过程中，如果伤及路人，也要赔偿一样。问题只在于，究竟是见义勇为本人赔，还是有其他机制来赔付。凌华坤面临的困境是：成本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而社会缺乏分担和转移成本的机制，这正是令见义勇为者心寒之处。
关于见义勇为行为还有一个细节要探讨。一个公民面对攻击的行为，有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之分，一个警察对犯人施加的手段也有过当的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见义勇为，对劫匪实施的手段是不是也存在过当问题？若没有过当之说，则“见义勇为”之“勇”将大打折扣。
也许正是考虑到见义勇为的成本和可能过当行为，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并不主张公民直接介入刑事案件中，公民在仗义出手时，要顾及自身的安全，至于追捕，那主要是警察的事。这从表面看，他们好像过于“冷血”，但又何曾不是对公民的一种保护？法律学者王琳在评论此事时主张“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相结合”，“见义勇为应该遵循最小损害原则”，他并不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适合见义勇为。
因而，舆论大谈见义勇为之际，更应该冷静考虑如何更好保护好见义勇为者，如何界定见义勇为的细节和尺度，尽量将其风险降到最低。见义勇为是一种伦理召唤，但它必须有以良好的制度配套来为风险兜底，如此才能让见义勇为者不至于既流血又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