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无法适应中小城市拼关系”。（《人民日报》10月27日）
人生处处是“围城”。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和精神上的自我按摩。一旦真的付诸行动，当现实真的很骨感而理想又太丰满，“逃回北上广”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同样的道理，那些厌倦了小城市的沉闷生活而向往大城市发展的人们，如果在“北上广”找不到理想的人生定位，选择逃回小城市也是一种必然。
于是，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一边有人不断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而一边有人不断从大城市逃向小城市，而这些“流向”或者“逃离”的人群，又会出现继续平行逆向的结果，有人逃离大城市，亦有人逃回“北上广”。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压力，小城市有小城市的苦恼，这本来就是现实存在的结果；至于是在大城市拼搏还是在小城市创业，还要看个人具体情况、是不是适应，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无论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还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无非是正常的流动，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流动应该越来越频繁才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为什么要称之为“逃”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逃离北上广”或者“逃回北上广”终归是寄予着精神胜利法色彩的命题，隐喻着对生活压力的无力感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感。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逃回（离）北上广”渐成一种社会关注的现象，说明了这种流动正在展开。但原本平淡无奇的正常流动，却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精神胜利法的情绪外纱，表面上是现实困境和生存状态的潜在表达，深层次的因素却是因为流动不畅导致的社会结构僵化。
美国人流动频繁，据说一生平均要搬八次家，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几乎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终其一生却只会在一个城市生活生存。我们的人口流动往往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少数精英，一个是底层大众如农民工。前者无需赘言，后者则为流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北上广”与中小城市之间、在社会下层与上层之间，没有形成一条流水不腐的有序流动链条，社会保障、教育等诸多领域里的政策性藩篱，成为横亘在流动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正因为流动不容易和形单影只，所以每一次流动都像是“奔逃”——“逃回北上广”或“逃离北上广”的精神胜利法才成为纾解时代困惑的话题道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