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包头二十四中向初二、初三年级成绩前50名学生发放红色校服，印有“包24中优秀生，翔锐房地产”字样。最新消息，红校服将被回收（今日扬子晚报A20版）。
无法不让人想到“绿领巾”。发帖者评价其“红校服的性质比绿领巾更为恶劣，集媚权、媚钱、奴性、斯文扫地为一身！”这话显然有些过了，成绩好的，学校以资奖励，发什么都无所谓，也不会因为红色就特别刺眼——这就如各阶段中的“奖学金”，奖优惩劣，也是另一种“因材施教”。不能说因为发钱了，就显得“钻进钱眼里”，或者市侩功利云云，权益的对等不代表能力的平衡，承认先赋能力上的差距，这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因此，理论上说，穿“红校服”算不上特权，而没有“红校服”可穿，也算不上受伤。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校服背面，除了印有白色“包24中优秀生”的大字，在校服背面中部还附有“翔锐房地产”的字样。一者，如果是学校奖励，抑或者是商业化的奖项，起码当有“本末”的区分，如果校名和商业标识一样大小，这究竟是荣誉还是“广告衫”？二者，即便从商业广告来说，也不是毫无禁忌，应有自己的边界与底线，捐资助学是好事，但如果拿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作为广告载体，搞“名利双赢”的把戏，校方就不应成其为提线木偶。
值得警惕的是，张扬的“红校服”很容易带来潜在的三重危机：一是学生相处中的人际危机，优秀生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否需要强化其每时每刻的“特殊”意义？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一道有待反思的命题，因为群体化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与悯恤，过于放大其“优秀”的特殊身份，很容易造成群体排斥或疏离；二是学生权益上的平等危机，“红校服”出没在校园里，很容易成为权利层面的“硬通货”，强化给教育工作者“差别对待”的潜意识，容易对可塑期的孩子形成定势思维，妨碍其多元发展。
某种意义上说，地产商冠名的优等生“红校服”很像封建社会黄马褂的广告版。譬如《清史列传》就曾记载，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将领，几乎很少有没得过黄马褂的。因这马褂使授受者倍感荣耀，“亲近顿成心腹”感，其间有无数层面的附加意义。青少年对于教育多少有些敬畏心，强化身份色彩与特殊意义的“广告马甲”，会不会也像“黄马褂”一样、成为驾驭在普通孩子之上的“别样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