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道德底线，“我”当何为

看客心态是道德之癌

　　“小悦悦”被碾后，与司机逃逸一样触怒公众的，是“看客”的冷血。

　　鲁迅先生说：“直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小悦悦事件”看，“真的猛士”还真不少！在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面前施施然绕过，不是铁石心肠还真做不到。

　　鲁迅先生曾在小说《药》《阿Q正传》里对国人的“围观情结”及“看客心态”作了无情鞭挞。那些伸长脖子围观革命者被砍头的场景，曾深深刺痛国人。

　　粗略探究“看客心态”的历史滥觞，儒家传统还是主张见义有为的。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说“仁者必有勇”。孔子主张勇敢与美德同在，见穷困落难之人，顿生仁慈之心，关键之时出手相助，此为仁勇；伸张正义，敢为民请命，疾恶如仇，敢打抱不平，叫义勇。

　　只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几乎未把子民当“人”看待，百姓命贱如草，生杀予夺，遑论人格、尊严？缺乏必要的精神内涵，作为一个“人”，他自己都是不完整的，要他以“人”的仁义之心尊重、关心周围的“人”，岂非缘木求鱼？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价值、公共道德的正面倡引，使得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当社会进入市场经济阶段，旧的规范、秩序悄然变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能适时生成，转型的“空窗期”，个别场合下难免出现暂时性的道德失范。可以说，社会“看客心态”的复萌，或多或少与转型期心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莫大关系。

　　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长时间的介入。

　　（连海平）

　　给做好人创造环境

　　18个路人的冷漠，折射了今天社会所呈现的信任缺失。

　　我们所受到的道德教育都是鼓励人去做好事。但必须认识到，传统道德所面临的是一个“熟人”社会，做好事的社会风险很小。而如今人们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做好事很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特别是在“彭宇案”后，人们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排除“恶”的可能，更多心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从众心理。

　　第19个路人——拾荒阿姨的出现，才挽救了文明的最后颜面。我不否认这个社会还有好人，但一个值得揪心的问题是：为何会是拾荒者才保留着最朴素的良知和人性？难道我们受教育越多，对社会认知度越高，就会丧失对道德的最基本价值判断？

　　不幸，现实中很多实例确实如此演绎。当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出现错误，甚至失序时，其传递的信号往往是致命性的，“彭宇案”即是明证。“做好人为何那么难”？是因为有些时候做好人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也就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要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道德的失范、信任的缺失，已经威胁到最正常的社会人际交往，如何重塑道德规范、修复社会信任？归根到底，还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给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给做“恶”者以严厉的惩罚，才能慢慢地让人们重拾丢失的良知和人性。

　　当前，应以信用制度的完善为突破口。这种信用，不但包括政府公信力，也包括个人信用。有了起码的信任，不敢扶老、见死不救的“社会病”方能找到一剂药方。（子在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