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10月16日《京华时报》）
如果单看35万的“救助金”，并将其视之为“赔偿”的话，这确乎是一个“大手笔”的赔偿方案。此前服刑11年的赵作海，最终获得的国家赔偿也不过是65万。相比之下，吕天喜服刑三年，便得到35万的救助，日均救助接近320元（最高法公布的2011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赔偿标准为，每日142．33元），标准显然不算低。
但问题是，这一通过私下协议获得的，以“救助金”名义出现的赔偿，显然并不是严格严肃意义上的国家赔偿，只能算是一笔“私了”交易。凭借这笔交易，当地司法机关虽然破费不少，但实现了“破财免灾”的效果和目的。一则，智障服刑的案子，可以不必再定性为错案并重审了。据悉，在吕天喜家属与官方达成的协议书里，“他们说天喜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抢劫判刑没错，只不过姓名和年龄搞错了”，“我们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
二则，既然没有了错案和重审，相应的错案追究、问责，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方面家属获得大手笔的实际赔偿，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实现了“破财免灾”，如此“私了”结果，看起来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但国家法律法治应有的严肃性、神圣性，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是很受伤。
依据《刑诉法》，“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按照《国家赔偿法》，对于错案，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并且，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还应当向负有错案责任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诸如“智障服刑”这类“确有错误”案子，法院并无权在不重新审判、认定的情况下“私了”，更无权以“私了”协议的形式剥夺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放弃对工作人员错案责任的追究。
“智障服刑”，一个明显而荒唐的错案，在35万“救助”的私下协议之下，国家法律被束之高阁，一切便都被豁免掉了——国家赔偿免了、错案定性重审免了、追责问责也免了。可是，任由这种公案“私了”，下一次类似“智障服刑”这样的荒诞案件，我们又拿什么来避免它的再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