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民航业和电信业有一比，这两个行业都有广泛的消费群体，都有很强势的不容侵犯的行业规范，市场上都有不同的公司甚至激烈的竞争，但更多时候仍然让人感觉垄断无处不在。在某些与消费者争利的环节上，因为有行规做后盾，且没有更强大的外力给予约束，他们以市场行为的姿态作出的让步往往显得轻描淡写。这则关于航空托运行李丢失赔偿标准低的新闻（本报今日4版报道），即是面无表情的行规之下，我们难免遭遇的诸多恼人现象之一，虽然随处可找出防丢失的注意事项，但毋庸讳言，大多也仅仅是希望各位躲着行规走的无奈建议。
按说，行规这个东西，和法律不同，作为消费者，理论上讲是有“不选择”权利的，如果你利益受损觉得不爽，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做瓦尔登湖边的梭罗，如果手机一天不响很多人都会坐立不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个体生活独立性不断式微，我们的吃穿住行，都必须依赖他人。我们都是被绑架的消费者，了不起编个“移动老总上公厕”的笑话自己乐一乐，乐完了还是不得不在行规里躲闪着小心消费。
如上消极的说辞，与我们向往的公平离得太远，但并不表示公平不可企及。尤其是企业责任小而行政责任大时，消费者对公平的追求已远非道德指责能够涵盖。回到托运行李丢失这件事上，承运企业有赔偿标准作依据，问题的关键看来出在标准本身。一部十多年前修订的《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沿用至今仍无变化，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民航总局显然有作为不到之嫌。
无论是铁路、航空还是电信业，大众之所以对他们的行规多有指责，除了对这些行业消费依赖性较高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企业或行业的规范本身有决定权，消费者的消费权利更多地是由企业和行业划定的。我们揣测，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政企合一的历史背景，政企分开后，从企业一方说，自主运作无疑激发了市场活力，如果思维不转变，市场规律自然会作为调节杠杆；但被划归行政的那一部分职责，在管理和服务的意识和手段上，显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其中应包括对公众利益的看护不到位之处。只有这些行业的行政管理者提高服务意识和行政能力，尤其是提高对自身职责的认识，才可能为消费者松绑，为消费公平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