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名为坤叔助学团队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长期助学中总结出“千分一”的公益理念。但在该团队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申请登记注册时，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千分一”这一名称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导致其连续7年6次申请“转正”均受挫。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广州日报》10月9日）
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拒绝理由实在荒唐，诚如汪洋在批示中所表达的，“有什么理由从他姓‘俞’，就推断人家会去‘偷’”，以名称可能引起公众误解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不仅是对当事人的“有罪推定”，也是对公众智商的一种侮辱。正如坤叔所言，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公权力，怎么可能去给别人“硬性摊派”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想必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是明白的。这是一种观念问题，而且还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念问题。它或许不是简单的“好心办坏事”，而是在一些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权力“欲罢不能”的情结：不论从制度的要求上，还是从现实的需要上，管理机构都应向社会“放权”，可一些管理机构就是把持着权力不放。
法治原则和市场原则，对于权力的起码要求是“权力要有限度”。以公益事业为例，无数的实践早已证明，由民间组织来做，要比政府来做更有效率。如果政府管理机构明知道管不好还要把所有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只会导致能做的做不好，能做好的不能做。
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权力从“无限”走向“有限”，通过向社会放权让利来实现。之所以一些改革如今进入“瓶颈期”，与向社会放权不够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停地呼吁“重新发现社会”的理由。以作为公益事业的慈善为例，几次大的灾难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从来都不缺乏爱心，缺乏的只是制度的规范，而制度规范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民间慈善机构的不够发达。
当然，像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这样不愿“放权”的管理者，除了想握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权力外，还与其不愿意承担更高更重的责任有很大关系。虽说从整个社会来讲，“放权”从根本上是在为权力减负，使得权力者不至于因为无限权力而承担无限责任。但具体到一个管理机构，“放权”意味着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民间组织管理部门为例，一旦被其核准登记的民间组织，由于其监管不力而出现问题，其就要承担失察之责。这种情况下，哪有把所有权力把持到自己手中的责任和风险更小？（志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