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个中国人拿到一篇甲骨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和今天一个西方人拿到一篇拉丁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到底哪个大？这都很难说。至少完全就词汇说，今天的一个英国人，即使完全没有学过拉丁文，拿一本《法学汇纂》(The Digest)或者《法学阶梯》(Institutes)会怎样？不说他们，就是我这样一个不太懂外文的人，那里面所保留的词汇，许多我还可以一眼看得出大致是什么意思。虽然整个这篇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这些词我还是懂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说法太虚，包括文明什么的。比如，什么才叫做毁灭，什么才叫做新生？老实说我们也不懂。中国文明是不是毁灭过？西方文明是不是毁灭过？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就此而言，我是反对把儒家和中国联系起来的。我们讲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可是大家都知道儒家到现在才只有2000多年，怎么能说儒家文明就代表中国文明呢？其实我倾向于把儒家当做一种思想体系，大致相当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那么就这些东西而言，在西方，基督教能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也很难说，因为希腊、罗马就是不信基督教的。
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讲儒家有多么多么优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应该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来讲。在我看来，如果在基督教、儒教、佛教之间比较，在它们之间确实分不出什么高低上下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讲资产阶级撕下了中世纪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到了今天，它已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个话我们都可以背得出来的。这里我要讲，贵族时代的这种美德到了后来被很多人怀念，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才怀念。我们只要看看汉儒对秦制的批评和对周制的赞扬。他们对秦制的批评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几乎是一样的。
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很多美德都是从家庭关系中推出来的。好的概念几乎都是从父亲、母亲、家庭等之中浮现出来的。因此，我觉得从家庭推出很多美德，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天下情怀。其实，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什么“爱民如子”啊，其实都是这个东西。但是，关键就在于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儒家早期就已经讲到这个事。他们讲君君臣臣应该像父父子子，但是并不能够做到，最简单的就是君臣无骨肉之亲也。父是自然地爱子的，其实西方人也是靠伦理，不是靠制度。比如，我在课堂上讲，大家都认为西方人是性恶论者，要用制度来治理；中国人就是性善论者，因此相信道德的修养。我说东西方一样。比如西方人在家里，也没有强调要搞三权分立，也没有强调要民主选举哪个人做家长的。父亲对儿子的监护权在西方人那里也是承认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父亲不需要有什么制度去制约，一般来讲他都会爱儿子的。但是陌生人的社会中就不是这样了。在陌生人的社会中，伦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东西，但仅有伦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安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人讲伦理道德不可信，法家讲得最透。他们也设计了一套制度安排，而且这个制度安排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而这套制度安排的严密程度，不亚于西方。但是这套制度安排是为一姓之天下而设计的，并不是为老百姓而设计的。
怎么为老百姓设计一套制度安排？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能够比较和谐，就像当年儒家设想的亲如一家的关系，这完全不在于我们希望不希望。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民族不希望人与人的关系亲如一家，但是怎么能达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假如君臣之间不愿像父子之间这样，假如君不能像父爱子一样爱他的民，那么我们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早期的儒家基本上是没有给出答案，晚期的儒家基本上接受的是法家的那套制度安排。
我们确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鼓吹什么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你真的能设计出一套制度，能够胜于今天西方的这套制度。但是又和我们历史上曾经的那套野蛮的制度划清界限。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才真正有价值。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学术研讨会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标题为《中国青年报》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