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昨天通报，深州监狱越狱逃犯王振轻在其原籍河南郸城县被抓获归案。（9月25日《京华时报》）
王振轻越狱次日，郸城警方就派出工作组入驻王寨村，找到王振轻的妻子等亲属，对家属做工作。9月23日晚，警方工作组从家属处获悉，王振轻已逃到宁平乡卢庙村一个亲戚家，警方据此在卢庙村将其抓捕。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议论得沸沸扬扬的“大义灭亲”之争。
前不久，由于刑诉法大修，其中提出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有学者在赞扬这一规定的同时，进而全面否定大义灭亲。其实，传统文化中固然有“亲亲相隐”之说，但从来没有否定大义灭亲，而且认为，这是一种比“亲亲相隐”更难能可贵的精神。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了帮助刚即位的卫桓公，设计除掉了庄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为非作歹的儿子石厚。史家赞扬石碏的“大义灭亲”之举。王振轻的妻子向警方举报丈夫的藏匿之处，这种行为虽然违背亲亲相隐，但却应该得到赞扬。如果此时要以亲亲相隐来代替大义灭亲，不仅难以得到赞扬，而且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应该说，刑诉法此次关于近亲属“可拒作证”的规定根本谈不上颠覆大义灭亲，其所支持亲亲相隐的做法也有着严格限制。首先规定了近亲属“可拒作证”的案件是一般案件；其次，刑诉法规定的“可拒作证”是指在法院开庭时，作为证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至于在公安侦查阶段，近亲属是无权拒绝回答公安部门的询问、取证的。而且，所谓“可拒作证”？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作证，如果他们觉得实现正义比维持亲情更重要，或者觉得把犯罪亲人扭送公安机关投案，不仅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大义救亲”，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奖掖这样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