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长沙市市区新增客运出租汽车运力听证会上，4名“听证专业户”被媒体发现。其中一位名叫石爱伟的“专业户”，7年参加17次听证会，并且“从没在听证会上投过反对票”。
“听证专业户”参加多少次听证会、得了多少次劳务费、说了多少句场面话，其实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听证会倾听民意的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听证会上的异见是否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听证会要走出“听证专业户”带来的困境，现在看来，有必要对“听证”二字重新作一番审视。
首先，是不是所有关系民生的价格调整都需要听证。我国目前已建立起行政处罚、价格决策和立法三个类别的听证会制度，各地也相应建立了《政府定价目录》。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项目的定价实行听证并不一定科学。以水、电、供暖等定价为例，企业考虑生产成本和利润最大化，而市民更在乎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两者之间的博弈显然非一场听证会就能解决。对于动辄影响百万甚至千万人的一些价格调整，完全可以借鉴汽油调价做法（虽然目前不是很奏效），建立价格联动机制，按照既定法规确定涨还是降，无需一次次听证。
其次，听证代表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民意。听证代表所代表的民意应当具有广泛性。按照当前一些听证会的制度设计，听证代表的选拔采取自愿报名和随机抽选相结合的原则。由于选拔机制常常缺乏对申请人知识背景、社会身份的限定，而听证代表也缺乏汇聚广泛民意的渠道，这就难以保证听证代表具备足够的信息储备和民意基础。
再者，也是最为重要的，听证的主办方、相关政府部门是否有听取民意的诚意。从频频出现的“听涨会”来看，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在现有的程序设计环节，如果听证主办方有预设的意见和倾向，很容易通过制度的漏洞来“架空”听证，低调发布信息、自定代表人选、不让反对者说话等，都能轻易地将听证会变成一言堂。
对听证会，最可怕的不是“听证专业户”一再出现，也不是听证会代表的低水准和不负责任，而是听证会本身制度设计的形式主义。前不久，广州规定公务员不得担任听证会代表，为重塑听证会公信迈出了一步。但要真正塑造听证会的公信，还须借助“两把刷子”，一是加大对听证会制度“漏洞”修补，二是要加强对听证代表的选拔和甄别，扩大选择范围。二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