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55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起摔倒的老人，成为一个极具风险的“活”，毕竟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先前是天津车主“许云鹤案”在法院不能证实撞伤事实的情况下，被判赔偿10万余元；前不久，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称司机为“肇事者”。但由于长途车上装了监控探头，一看录像，真相大白。不是每一次做好事，都有摄像头，于是面对摔倒的老人，也就只能充当“围观者”，在如此现实背景下，老人摔倒因为无人敢扶而离世，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
老人摔倒无人扶而离世，集聚了公众双重焦虑。其一，扶起摔倒的老人如何没有风险？做好事，却会被误伤，这是谁都伤不起的。不仅要赔钱，而且会陷入不义的道德泥潭，救人本是很轻松、很快乐的事，可扶起摔倒的老人，却是如此地沉重；其二，我们家里还会有老人，假如我们家里的老人摔倒了，谁来扶？我们也会老，假如有一天是我们自己摔倒了，还能指望陌生人会扶吗？
一边是焦虑做好事的风险，一边是害怕没有人再做好事，摔倒的老人让社会尴尬不已。
焦虑扩散，如果得不到有效释放，恐怕会越演越烈，这需要有多重的释放路径。在我看来，首先，要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当做好事者受到委屈和伤害时，公权部门应该及时主动介入，以最快的速度给做好事者一个清白，同时要大张旗鼓宣传这种好事，如此，才能卸掉见义勇为者的思想包袱；其次，需要榜样的引领。如不断涌现的“洋雷锋”；还有如“最美医生”丁欣等等。这样的榜样多了，救人的焦虑就降低了；再次，应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提高社会福利。在误伤做好事者的背后，往往是由被救者对未来的恐惧所引发的；最后，是社会诚信的提升。社会成为诚信的社会，恐怕也不会有不敢扶摔倒老人的困难。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只是社会存在巨大漏洞的一个投射，这需要多方面扶正，需要每一个公权部门的努力，也需要社会道义的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