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开学时，广东的中小学校长们的办公桌上“例牌”，又会出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学生减负”的红头文件。校长坦言，之所以年年发，皆因年年做不到。与之相对的，就是近期频频涌现的“短命”政令：只执行了9天的江门“禁狗令”、8天即被叫停的“征收房产加名税”；还有近期屡屡出台又“落不了地”的行政令：“挂号不超10分钟”，“关舱门半小时内必须起飞”……这是近日《羊城晚报》的新闻。
对于这种政令频出频改，事实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本身立足公共利益，但操作上缺乏科学的执行机制，以致于停留纸上，沦为一纸空文；二是政令本身对利弊权衡和利益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致于民意激烈，造成政令短时间内频频变脸，狼狈不堪。
这两种情况，对应的是两种机制：一是政令的出台机制问题，二是政令的落实机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我们对政令本身涉及的利益主体有无充分考量，对执行之后产生的社会效果有没有预判的问题。
对于这种现象，新闻的标题是“政令频频‘朝令夕改’被指搞晕老百姓”，“搞晕老百姓”是一种形象描述，“晕”的根源，是政策的出台和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表面上看是老百姓无所适从，实际上则是老百姓对政策的制定者降低了信任。
对政令“朝令夕改”，在普通民众的感受中，这是轻率决策，只拍脑袋，不顾民意和实际情况的表现，在不少政策制定者那里，这又常常是尊重民意、顺应民意的表现。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是，某一件事情如“挂号难”、“飞机常晚点”或者“狗患”等等常遭民众抱怨，就容易有一项雄心万丈的“禁令”或是“整顿性命令”跟进出台，而一有舆论反弹，招致批评，则立马恢复常态、大打折扣，而这通常也被视为“反应迅速”乃至“及时纠错”的好事。
拿江门“禁狗令”来讲，先是不容分说以“市区禁止养狗，违者统一收缴捕杀”的方式一刀切下，随即9天后又马上收回，公布了“接纳民意改进城市犬类管理办法”的决定。在官方的说辞中，“短命”政令废立之间，都跟民意相关。立也是民意，废也是民意，好像是不能怪政令出尔反尔，只怪民意太复杂，管得了不养狗的老百姓，就管不了养狗的老百姓。
但我们的社会管理，本来就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出台，彻底改变类似于“学生减负”这种空头政令的痼疾，也要革除一厢情愿、非此即彼的冲动式政令出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策效应要改变，一味讲究“少数服从多数”的思维习惯也要越来越明确地破除。
一个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利益平衡和兼顾的难度会越来越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然需要越来越细致。公共政策出台制定得越谨慎、越复杂，民众运用和接受起来就越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最终是落脚到方便于管理上，还是落脚到民众的需求上，实际上是在检验政策的制定者是否真正跟上了社会进步的步伐，做到了公共管理是否在与社会一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