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收入增幅达到了24.2%，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却只有7.6%。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将导致消费的萎靡和内需的不足。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拉动前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
从98个中央部门近期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虽然如同国税系统高达21亿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开销也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很容易成为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可能诱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加之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
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关乎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笔者认为：
第一，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四，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到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