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州和佛山最大的大米市场，黄岐米市似乎从不缺暴力元素。米商们说，这些年总被已经“黑社会化”的搬运工欺负，因而“毫无尊严”。搬运工们则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南海区黄岐米市，有一百多家大米批发店铺。这里的大米，多数来自两湖、江西等稻米产区，主要供应珠三角各城市，日吞吐量近3000吨。（《南方都市报》8月16日）
米市暴力，究竟是缘于“维权”需求，还是“黑社会”寻衅，这当然不能仅凭利益攸关方的一面之词来判断。不过，尽管黄岐米市“暴力江湖”的性质，仍需进一步的调查取证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即便米市暴力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黑社会”的属性，对于这一现象的反思与应对方式，恐怕并不能仅止于“打黑除恶”。
法律界有个流行的说法是“犯罪现象本质上是社会为其不公所偿付的代价”。至于黑社会的形成，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但它同样也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现实中，黑社会的产生，往往发端于边缘群体，而非主流社会，这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城市上层社会与底层外来打工族所形成的二元结构，很大程度上为黑社会组织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当户籍制度、文化差异阻隔了二者的融合，加之分配制度不公，底层打工族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系时，就很容易产生敌视心理，并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活动中也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这一状态几经演化，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岐米市的搬运工，无疑是这一地区最底层的务工群体，既然米市搬运工仅仅是靠打点零工，连固定契约和劳务关系都不存在，仅靠单个搬运工与米商老板们议价，其弱势地位自然不言而喻。这个时候，米市搬运工从自发联合起来与米商议价，到进一步构建起利益共同体，为守护自己的谋生地盘，而构建起有形无形的组织，甚至把暴力作为维系共同利益的捷径，也就并不意外了。
可见，黑社会组织的产生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其社会土壤和基础的。即便米市暴力的确“涉黑”，但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却不能仅仅止步于“黑白之争”。如何让社会阶层之间更多地融合而非分化，如何通过市场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完善，来打消边缘群体的疏离感，并保障他们的生存权与基本尊严，这无疑才是剔除“黑社会土壤”、消解“暴力江湖”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