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1979年为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