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并表示将“新广州人”纳入广州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其逐步享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待遇和公共服务。（7月21日中国新闻）

　　“新广州人”的称谓，相较于“农民工”，不仅省去了“农”、“工”这两种有歧视意味的字眼，更将这些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群体与广州市民等同起来。对于弱化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户籍差异，消除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意义不言而喻。将“新××人”的格式推而广之，或许那个被诟病已久的“农民工”称谓，就从此消失了。

　　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整个社会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工”既不是职工，也不是市民，甚至算不上正式工人。他们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漂泊在城市之中的自由劳动者。所谓权利，也在这种称谓中渐渐丧失。全国政协委员严琦曾多次在“两会”上建议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她认为“农民工”概念模糊，随着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将成为历史。

　　当下农民工群体问题更多的应该是权益问题。将这个关乎全国3亿人的权益问题集中于“农民工”的概念上兜圈子，显然并不恰当。只要将农民工的权益落实到位，什么称谓显得也不是那么重要。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而言，解决“实至”问题，远比解决“名归”问题更加紧迫，也更加重要。

　　目前，一些地方农民工的待遇与权益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正在努力从户籍制度、观念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及其后代更加公平的市民待遇。可外来人口的数量对于城市容量的考验，不容小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后代与其他社会群体共享城市成果的美好愿景尚无法实现。只要城乡二元制这种体制差异仍然存在，只要户籍制度仍然限制着外来人口的权利与地位，所谓改变“农民工”的称谓，恐怕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我们希望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名词，要告别“农民工”，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概念，而是为了告别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两种身份的制度性差别。如果城乡之间的“鸿沟”仍未填平，即使户籍管理制度上没有了“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分，农民工的概念也不可能消失。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