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家鑫”案件的改判，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颇感压力。不过，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音，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表示，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他认为这个案件“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
如果剥离开具体的案子，田成有副院长的观点及理念正确得让人无话可说。但是，具体到李昌奎杀人案件上，田的表态显然过于“超脱”，既脱离了这一个案的实际，也脱离了司法应当秉承的基本精神。如果以司法完全忠实于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来看，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死刑恰恰是司法的理性；而通过“先进理念”作出的慎杀判决，却反而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冷静的冲动”，对于司法和法律的伤害将是巨大的。
司法之于社会，当是这个社会最理性的部分，因此，田副院长关于“冷静”的言论，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是为至理。但司法的冷静，其“标杆”在于法律，而不是一种理念。无论这种理念是如何的进步，也只有其成为法律之后，才能成为司法的“标杆”。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体系里面，凭着“先进理念”，而想把一个案件办成“10年后”的标杆和典型，则完全曲解了司法“冷静”的真谛。况且，“10年后”如果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则是将10年后的法律用于了现在的判决，且不谬哉！
司法观念之争，向来多多，对于死刑的存废或适用的收放程度，受各自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社会层次等各方面影响，向来虽众声喧哗，而无定论。刑事政策固然提出“慎杀”，但也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的“冷静”。司法的“冷静”，正在于准确地适用法律，在司法过程中不对法律采取“添砖加瓦”的方式，不为个人的司法理念所左右，所思所虑，唯法是瞻。如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才能摒弃各自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国”，跳出理念之争。也正需如此，国家法制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杆，而不是以个案为标杆。
就死刑改革而言，其本身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操作。比如：目前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相较，在惩罚性上并非一个合理的渐进，一个罪大恶极之人，如果免于一死，则可能十余年即可出狱。这种落差，注定了“慎杀”的另一面，必须是“慎缓”，即对罪大恶极之徒，慎用“死缓”。法律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社会效果，如果某一判决引起众多质疑，那么，放下身段对自己的审判过程进行审视，看看其中是否有“以理念量刑”的东西，自有必要。民众并非嗜杀，若以此认定是“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则是给公众一顶大帽子，又开始冲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