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微博打拐”、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知名网友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目前，微博上粉丝过百万的用户超过300名。他们对网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研究表明，美国微博客“推特”上，前几年2万名“精英”用户，比例不到总用户的0.05%，却吸引了几乎50%的注意力。中国的微博也有类似的情形。互联网虽然降低了民众表达的门槛，但少数知名网友的声音，仍然引领着公众的价值评判。在拆迁、上访、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上，知名网友频频发声，对政府造成了舆论压力。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经某些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从学界、媒体、文艺界和其他专业领域（如金融业、IT业）上网人群中，“意见领袖”批量产生，特别是在微博客上各显其能。
“意见领袖”群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博弈走向透明化和规则化。这首先应值得肯定而不是忧心忡忡。中国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其实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和谐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气度和自信。
“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瘼。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网上匿名发言、封闭交流的环境，负面情绪交叉感染，容易让某些极端化的言论占上风。“意见领袖”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是勇于针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
微博客、BBS、博客等本是个人表达的媒介，但“意见领袖”由于公众关注度很高，已然使这种“自媒体”升级为社会“公器”，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议题设置和舆论放大效用明显，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掌握着“舆论核按钮”。这种情势下，“意见领袖”们不妨更谨慎地用好“拇指话语权”，不失语也不妄言，以法律、公序良俗和专业精神为边界，勇敢而稳妥地为社会代言。近年来，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弱势群体中有人趋于暴力表达。“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同时仍需坚定地维护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和平转型。
“意见领袖”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既然是沟通，就不可能期待他们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这一点上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听到反对和不理解、不体谅的声音，就认为沟通无效，就恼羞成怒，关闭沟通的管道，转而举起蛮横的权力武器，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史载胡耀邦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什么是政治，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要知道，互联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可能形同陌路。每一次沟通都会在对方内心留下善意的种子，哪怕这种子一时还未破土而出，但也在成长，而不能粗暴地丢弃。
厦门著名网友连岳曾和市民一道，质疑和批评PX化工项目；南京籍数百万“粉丝”的网友黄健翔、孟非，今年初呼吁制止地铁工程砍伐梧桐树。两地政府都听到并吸纳了他们和广大市民的诉求。厦门组织二次环评和市民座谈会，最后决定PX项目迁往漳州；南京紧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确需移植需报市政府备案，移一棵补两棵。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在官民谅解中轻松化解。
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