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长沙男子刘华因发帖反映拆迁情况，被警方以诽谤任志强为由行政拘留10天，而任志强称没有举报过。2010年底，刘华起诉当地公安局，法院判公安局拘留其10天违法。2011年7月8日，公安局上诉改称刘华诽谤领导“恶意攻击当地拆迁政策，丑化政府形象”，网友质疑警方报复。（7月10日《羊城晚报》）
纵观这起案件，当地警方的上诉全无道理，起诉的主体理应是任志强本人或者两位“被诽谤”的领导，属于民事纠纷，警方本不应该主动介入。作为执法者，大概不会不懂得“法无授权皆不可为”的原则。因此，任志强声明“不告”，而两位领导也并未向法院起诉，从法理上而言，警方没有任何理由拘留刘华。而警方主动执意上诉，恐怕只能解释为警方此时的身份不再是执法者，而是当地政府的维稳机器，而所谓“诽谤罪”不过是出格的维稳手段罢了。
刘华的帖文，不但是一份诉求的表达，更是一份民意监督，一份对当地政府行政失当的举报信。容纳民众表达不同意见，表达合理的诉求甚至允许民众进行公共监督，这是主政者应有的雅量和气度，但是从这一事件来看，权力的睚眦必报让人寒心。天心区公安分局上诉认为，刘华“恶意攻击当地拆迁政策，丑化政府形象，企图将自己的个人拆迁诉求问题社会化，制造舆论和影响”。这样的理由显然难以服众，更近似于“莫须有”：当地的拆迁政策已经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公民为何不能申辩？民众批评监督权力是天然的正义，公民批评违法违规行为，怎能称之为“丑化政府形象”？更荒诞的是，什么叫“个人拆迁诉求问题社会化，制造舆论和影响”，权力和权利的碰撞本来就是现实的社会公共命题，受到伤害凭什么不能出来告解，试想：如果刘华和当地政府部门能够沟通顺畅，诉求能够得到满足，何至于网上发帖求助？一份起诉书，满纸荒唐言。天心区公安分局“维稳”心切，显然忽视了法律和权力的伦理，成为当地政府的“维稳”机器。刘华的帖文，本是权力和权利沟通对话的一次机会，也是权力行政失当纠偏的一次机会，但无奈当地政府和警方错将这份民意当成了敌意，非得罔顾法纪不依不饶致表达诉求的公民于绝境。《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地方政府“把舆情当敌情”行政思维的错误，但是从天心区警方的做法来看，非但没有纠偏，反倒变本加厉打压舆论、陷害民意。自媒体时代已经逐步成型，每个人都是意见的表达者和信息的传播者，如果权力不能以应有的雅量去接纳，而是祭出诽谤罪名打压批评监督者，陷害诉求表达者，这势必加剧断裂和对立。而这样的权力，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才是最可怕的诽谤者。
诽谤案向来的原则是“不告不理”，这起“网友诽谤任志强案”发酵至今，当地警方的“热心”变成固执甚至涉嫌报复，这不免让公众寒心甚至恐惧。如果网众监督举报的网络舆情在警方眼中都成了诽谤，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难逃刘华的命运。如今的网络，已经成为汇聚个体诉求和集体意愿表达的窗口，如果警方热衷于拿诽谤罪来“维稳”甚至泄私愤，把汹涌民意当成敌意，那么对于正在努力促建的民主政治环境而言，无疑是场毁灭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