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13日报道：政协的教育界别云集了来自各个高校的教授学者，昨天在小组讨论中，他们却被一道北京“幼升小”的测试题给难住了。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孙惠玲给在座的委员们出了一道孩子考小学的试题：1到9九个数，按照要求给它们分类，比如“1、3、5、7、9”“2、4、6、8”是按照奇数、偶数来分，那如果是1378、59、246是按照什么将它们分为三类的？不少委员都给出了答案，但均被孙惠玲否定了。“答案是按照拼音来分的。1378都是第一声，59都是第三声，246都是第四声。”孙惠玲说出答案后，现场立刻炸开了锅，“天啊，那怎么能想得到？为什么要考这样的题目？”这样的考题让在场所有的教育专家都摸不着头脑。
政协委员中的教授学者们在业内恐怕个个都是“大腕级”人物。按理讲，让这些委员来答小学题犹如“高射炮打蚊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现实情况却是在座的委员们都答错了，甚至距离标准答案十万八千里。而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学生做的题目，不过是小学老师为测试幼儿园的孩子准备的。孩子真正进入小学、升入中学后，该面对何等刁钻古怪的题目，恐怕就不言而喻了。
或许答错题目，政协委员会觉得尴尬，其实该尴尬的不是委员们，而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类似事情绝非个例，很多家长，即便你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看到上中学小学的孩子的作业、考卷犹如读天书，题目雷人，答案更雷人。一道题目中可能涉及语数理化、天文地理历史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还得加上一点脑筋急转弯的成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先生的笔下——咸亨酒店里，穿长衫的孔乙己用指尖沾着酒在桌子上写“茴”字的四种写法，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究其根源，还是应试教育模式在作祟，学生的唯一任务就是考试、答题。而在很多老师看来，只有偏题、怪题才能体现出水平和能力，因此给学生大量灌输。同时很多题目的答案是唯一、标准、机械化的。学生若写其他答案，即便很有道理，也只能换来无情的红叉。如“诸葛亮”是不能写成“孔明”的，“雪化了是什么”只能写“水”而不能写“春天”等等。久而久之，很多学生或许能成为答题机器、考试狂人，但打心眼里厌倦这种呆板的学习模式。更为可怕的是会慢慢失去创新、探索的思维和能力而成为高分低能者。不少孩子上学时拿奥赛金牌犹如探囊取物，可成年后别说拿诺贝尔奖，早已“泯然众人”矣。究竟是他们后来不够努力，还是现行教育模式扼杀了孩子的发展潜力呢？（朱慧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