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依然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但绝不意味着该习俗仍有延续的绝对合理性：把农业社会的旧习俗带到后工业﹑人口密集的当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近年来，燃放烟花爆竹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灾害，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人则表达了禁放烟花爆竹的诉求。这种诉求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立场展示，但被学者秋风先生判定为“理性的僭越”（据2011年2月6日《新京报》）。那么，究竟是谁僭越了理性呢？
秋风先生的基本论点是：“燃放烟花爆竹之所以成为一项民俗，就是因为时间已经证明了它的社会收益是大于社会成本的。时间筛选制度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体的理性。”这个论点可以简化为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这个命题貌似合理，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为现存事物，包括风俗辩护的逻辑：按照这个原则，只要一种风俗﹑生存方式﹑制度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认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筛选制度”的检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某种风俗或者生活方式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延续非但不一定具有长远的合理性，而且也可能压抑新兴的可能性和正当诉求。
比如，要求女人裹小脚曾是流传较久的习俗，但其合理性仅仅存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语境中；以性别平等的立场去审视，要再延续裹小脚无疑是极端荒谬的。
同样，有人依然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但绝不意味着该习俗仍有延续的绝对合理性：把农业社会的旧习俗带到后工业﹑人口密集的当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前几年，部分城市曾经禁放烟花爆竹，就是因为人们部分地意识到了这个逻辑。近段时间，有些城市开禁，这绝非见证了民意的胜利，而是秋风先生所说的社会成本意识在支配决策者的行为。并且，这种成本意识可能暂时获得了收益（如使部分人获得了心理宣泄的通道），却很可能遮蔽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绝非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合理的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筛选习俗、法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长久来证明其合理性无疑是“理性的僭越”。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面向未来的革新态度远比单纯地守成更有价值。（王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