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委员们对醉驾的界定及情节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新京报》12月22日报道）
为什么要“醉驾即入罪”？原因已经被说过太多。本来就是以预防为目的的法律，不能总等造成了恶劣后果后，再来展示处罚的威力，那样的话抱着侥幸心理的人绝不会停下酒驾和醉驾的车轮。而醉驾不止，就没人能保证哪天不会发生悲惨的事故。这样的逻辑和因果关系，在对“醉驾即入罪”的讨论中，应该得到共识。
既然醉驾的危害和预防醉驾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言，那就无疑要将所有人都纳入预防的范畴内。不可能说，因为你是公务员，你醉酒驾车对他人造成的危险系数就低。而且从一些已被披露的酒驾案件看，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相比普通人，公务员醉酒驾车，还常常因自持身份的特殊，对他人造成的危险更大。而从其职责和职务来看，知法犯法就更是不该，所以公安部的五条禁令里早就有禁酒，北京也在今年3月规定，公务员酒驾公务车情节严重将辞退。那我们的委员，何以还要要求宽容对待公务员酒驾呢？
恶意揣测一下，提出这种担忧的委员，若不是担心自己自律性不够，以致哪天会触犯到这条刑法，就是源自根深蒂固的特权思维，认为公务员就该有高于普通人的法律豁免权。可是，公务员有吗？纵使一些人平日里习惯了拿着公权当私器，习惯了身份一摆万事搞定，但从法律和常识上说，他们和普通驾驶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更该警惕这种隐藏着特权思维的担忧，在委员建言的外衣下，影响到法律的公正。
在刑法修正案的审议中，出现这样的担忧，只能说明特权思维已经深入到一些人的内心，甚至内化为他们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潜意识，所以委员的担忧才能出现的如此坦然。而这样的特权思维已经到了不知羞耻、不懂掩饰的地步，我们还能给他们继续发展的空间吗？（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