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颇具讽刺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刑20年。(11月28日《华西都市报》)
作为“全民公敌”，腐败者之间的“窝里斗”，是让人解恨的。于是乎，网友将王春清、高怀志二人的落马，称为了“狗咬狗”。腐败者“窝里斗”的事件并不鲜见，如夫妻反目、情妇反水，同样也可列入“窝里斗”的范畴。
王春清差一点就成了举报英雄。遗憾的是，他之所以举报高怀志并不是因为反腐决心或党性原则，而是因为行贿者的“忘恩负义”，因为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关系裂痕。更为“悲剧”的是，王春清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并因此遭遇高怀志的“报复”，从而也沦为了阶下囚──举报别人把自己也弄进去了。
这些年，“窝里斗”式反腐屡屡见诸媒体，当然这并不是目前反腐的主流。反贪反腐还得依靠群众──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统计，每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案件中有七八成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举报。不过，“窝里斗”式反腐却往往能抓住“大鱼”，而且往往比较“雷人”，因此常能见诸媒体、引发关注。
有人认为，“窝里斗”式反腐折射出制度反腐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性。这话是有道理的。是的，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受贿者与其他受贿者，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除非有个别腐败者一时想不开，或者是有更大的利益冲突，这腐败共同体是很难打破的。所以，要遏制官员腐败，关键是约束官员手中的权力，通过制度约束让腐败变成不能。
“窝里斗”式反腐名目虽然不那么好听，但倒不失为一种监督。这主要是因为，由于身处同一部门或同一群体，同事之间更容易发现腐败、掌握证据。譬如王春清，他身为天津地铁党委书记，与高怀志同时主政多年，恐怕早就发现高怀志是腐败的。之所以没有举报，一方面恐怕是因为王春清本身不干净，另一方面恐怕是两人早已达成了腐败默契。倘若王春清本身没有腐败，要是他党性原则够强，反腐制度约束到位，他恐怕早就举报了。
遥想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靠其“污点证人”制度，依靠官员之间的相互举报，使得腐败问题迅速得到遏止。在笔者看来，这“窝里斗”式反腐，也是制度反腐的一种。其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建设，让官员对同事的腐败产生“零容忍”；举报之后还不会遭遇打击报复。是的，倘若这“窝里斗”式的举报能早些再早些，不仅不会有“受贿五千次才被发现”的新闻，官员们恐怕也不敢有第一次腐败。 （刘义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