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针对民革中央提交的《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国家发改委回复称，目前该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
依据民革的调查，眼下的公车制度除了成本太高、效率低下、超标配置之外，公车私用现象严重，这也是老百姓反响最为强烈的。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当公车私用在公车使用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公车改革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了，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了。
一个是公车私用的态度，一个是监管的态度。对于公车私用，很多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们看来，顺理成章，而不用反而不正常了。官员态度如此，司机态度更如此。与公然的公车私用遥相呼应的是，监管不力。随处可见的公车私用，如果说监管部门看不到，那是说谎。之所以监管不力，最关键的原因是监管者本身就是公车私用的受益者。
所以，公车改革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更是一个态度问题。而眼下的公车改革，无论公车货币化，还是公车集中管理，抑或是两种模式相结合，都是对既得利益的承认。比如，公车货币化，有的领导光公车补贴就高得惊人，而制度设计者却认为还是降低了成本——相对以往过于庞大的开支。更糟糕的是，在公车货币化之后，甚至公车集中管理之后，公车私用现象仍无法制止。这就造成公车改革越改成本越高的现实，与公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民革中央提出的公车改革四大措施，仍是技术层面，能否因此撬动态度问题，难以令人乐观。如果态度不变，再完善的制度设计，都将落空。
对于公车私用，需要零容忍。公车改革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只需要明确，如果发现官员公车私用，将如何处理。明确了这一点，不用担心发现不了私用现象。那么大的一个铁疙瘩来回移动，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可能像官员贪污那样可以悄无声息地装进腰包。换句话说，发现公车私用并不难，难的是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如果不能对公车私用零容忍，别说给公车装上电子监控系统，就是每辆公车上配个监督员都无济于事。公车改革不缺少技术发现，缺少的是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的决心，缺少的是对公车私用的“零容忍”。（王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