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杜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2009年，他辞去了华中科大文华学院教师的工作，和数以百计的报考人员一起竞争武汉市洪山区城管执法人员的岗位。2009年9月，他以综合评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城管队伍，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城管执法人员。（6月2日《广州日报》）
本来，对于一个人选择怎样的职业，我们不应该也无权评说什么，即使是当城管按说也无可厚非，但看了杜涛的想法后，却忍不住要说这是一出制度酿成的“杯具”。
杜涛认为，阻止占道经营，也就是不允许小摊贩摆摊设点，这只是城管职能中比重非常低的一部分。大家无形当中，把城管妖魔化了。他觉得当城管“善导”最重要，要学会“换位思考”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目前以聊天作为与执法对象沟通、化解矛盾的方法，并表示自己是喜欢挑战的人。对其言下之意，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对城管的不良印象，或者是缓和城管和摊贩等群体的矛盾。
窃以为，问题就在于此，如果只是从事一份工作倒也罢了，而抱着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想法，则无异于螳臂当车。
事实上，城管之所以成为“恶人”是制度造成的几乎这已是共识。虽然驱逐小摊贩只是城管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恰恰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背后是民生与市容较量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换言之，如果制度不改变，而摊贩们的就业生计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城管和摊贩的矛盾、斗争誓必长期存在着。
杜涛作为一名城管，也许一开始能耐心地以聊天的方式来劝说、疏导，但长此以往又能坚持多久，就成为问题。作为城管，首先得履行职责，这难免要遭到执法对象的“抵抗”和“不理解”，其实所谓的不理解是伪命题，摊贩为了生存自然要打游击，时间长了，作为城管难免会劝说疲劳，就像许多城管并非一开始就是“恶人”一样，而是环境逼迫的。
再者，为改善城管形象，不少地方都做过努力，像去年初西安的城管给困难的摆摊老人送米油钱拜年，重庆政府让“最美微笑战士”盛于峰当城管等等，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效果微乎其微，城管依然是“恶人”。
因此，杜涛希望改善城管形象的想法，其实是在向制度宣战，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冲向风车，尤其是把这种想法当作挑战、目标，甚或是一种理想时，其结果自然免不了要以“杯具”落幕。（皇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