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今年前两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京、沪、浙、粤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5%，深圳工业甚至出现了建特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舆论纷纷以“最为严峻的下行态势”、“频亮警报”等等来形容工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收入的减速和下滑。
显然，在全球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当前，欧债危机尚未化解，美国经济欲振乏力，联合国《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上“蹒跚前行”。
经济减速，有人归咎于货币政策“转向”太慢，建议尽快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近年央行为抑制通胀而采取“超高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实际负利率”的政策组合一直饱受争议，适时适度做出预调、微调势在必行。然而，经济减速有其深刻的历史、结构和体制根源，不是货币政策就能扭转乾坤。
从历史来看，当前的减速不应简单地视为周期性波动，而应判断为结构性的改变。在经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庞大的基数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都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甚至要付出更大的环境代价；昔日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已难以为继，经济减速势所难免。增速的适度回落，正符合“以速度换取质量”的宏观调控预期方向。
从结构来看，当前的经济减速是过度依赖外需维持高速增长的拐点。“金融海啸”过后，欧美经济陷入衰退，消费持续低迷，“东方储蓄生产＋西方借贷消费”模式的全球化进程戛然而止，全球经济步入痛苦而漫长的再平衡。正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所言：“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出口的模式已经不能再去依赖了，必须画上句号。”
从体制来看，这次经济减速还标志着现有体制所能容纳的增长已到临界点。前几年，为应对外需萎缩，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刺激内需，包括投放巨量信贷、政府投资基建、鼓励家电下乡等等。在“有形之手”的强力干预下，终于成功“保八”；但这种干预也产生了后遗症，包括流动性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地方融资平台积聚金融风险等等。更重要的是，一轮“大干快上”之后，供给快速扩张，而外需依然萎靡、内需增长缓慢；当刺激政策渐次退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必然造成经济减速。
基于上述分析，当务之急并非如何设法“刺激”经济回升，唯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才能抵抗“硬着陆”的风险。比如，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约束行政干预，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大规模减税和财税制度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让资金能真正配置到实体经济，尤其是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经济……
纵观历史，每次经济减速都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的契机，而且大减速往往能触发大调整、大改革。这一次，但愿不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