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2011年利润总和达1465亿元，而三公司当年上缴国家的利润为99亿元。这样一组数据对比，会让“不明真相”的公众，产生一定的不满：大型上市国企的巨额利润“外流”，对公众福利的贡献太少。
实际上，三大运营商去年的1465亿利润，是其上市公司的利润。按照规定，央企除了要纳税外，还要向财政部上缴利润，但红利的比例并非依据上市公司的利润，而是其母公司的净利润。按照国家规定，国企上缴利润最高比例为15%，因此，“挣钱多，上缴少”这种情况，在央企领域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现象”。
这样一番解释，或许可以说明，所谓国企利润外流，对国企而言是“不白之冤”。但这仍然不能消除另外一种疑惑：一些大型国企利用国有资本，在国内市场运营获得巨额利润，然后在境外上市，境外投资者可以分享这些企业的成长，但国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不是一种尴尬呢？
固然，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从境外募得资金，在获得巨额利润后，投资者（股东）分享其利润，于法于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公众的情绪，反映的其实是对大型国企利润难以分享的焦虑。现实的情况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这些运营“国有”资本的企业，从“国人”手中赚了钱，却与“国人”没什么关系。这也是看到大型国企赚钱后，国人并不高兴的原因。
其实，大型国企确实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诸如汶川地震、奥运会这样的事情，一些大型国企承担起了重要的使命。在承担这些使命的时候，大型国企可以当作“政治任务”，任劳任怨。大型国企，一方面要借助自身的优势努力赚钱（因为不赚钱各方面都会不满意），另一面要承担不期而至的重要使命。这使得它的逐利性显得很清晰，而受益人却相对模糊。
“使命”的压力、公众的压力、赢利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大型国企的焦虑。解决这一困境，靠的是国企改革。事实上，境外上市，本身就是大型国企改革的一部分，但这种改革在获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之际，同样引发了“利润外流”的质疑，这也暴露了国企改革之难。
若让公众满意，只需让公众“均沾”国企的利润，但这种理想化的设想，似乎很难找到实现的路径。可以说，仅仅盯住这样的“理想化设想”，当下是无解的。
因此，还是要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能够“便捷”地进入国企垄断行业，使得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如此，方能减少大型国企因其“特殊性”而被公众“另眼相看”。当更多的民营企业壮大，国有大型企业的各种焦虑，才有望稀释。若国有大型企业未来依然在各方面“鹤立鸡群”，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必然不可避免甚至会日益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