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周三、周四和周五（12月2日）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停后，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本周一（12月5日）盘中再度触及交易区间下限。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在即期交易市场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触及跌停。多位外汇交易员分析表示，现在市场买入美元的情况非常普遍。（《羊城晚报》12月6日）
与不久前公布的外汇占款数据四年首现负增长的现象相印证，人民币近日的屡次触及跌停板表明，外资看空中国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人民币逐步的升值过程，对应的是我国经济基本面、出口以及房地产价格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趋势，而房地产调控触发了资本流出，再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使得贸易顺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力量也在减弱，正是在这些因素下，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正在加大。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它的实际购买力，也取决于对它的未来预期收益。从表面上看，“人民币四连跌”及其背后的“外资看空中国”，在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成长的信心丧失，但是，其根本原因，则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甚至政治结构改革的担忧。当前，以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增长已难预期，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外部形势很不乐观的状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逐渐失去了足够的拉动力。未来我国依靠什么来保持经济活力？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一名委员曾指出，在应对危机、避免经济硬着陆方面，中国手上还有很多牌，“最大一张牌是改革”，改革本身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就业和机会。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改革是一项风险型的决策。改革越往纵深推进，其难度就越大。用清华大学李楯教授的话来说，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改革者也是理性者，大多数并不愿意去碰这块“硬骨头”，而更习惯于用发展去掩盖已有的矛盾，用增量去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当增量式改革越来越难以为继，做大“蛋糕”面临瓶颈的时候，怎么公平地分配就提上了议程。
日本在上世纪末以来，日元也面临贬值的压力。究其原因，是日本泡沫危机以后的经济低迷，但其根源，则在于日本政治、经济的二元结构。麦肯锡(Mckinsey)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工业最优秀部分其生产率高于国际竞争者20%，但这些行业仅占GDP的10%，而占GDP90%的非出口部门(主要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水平要比美国的同行低63%。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在非出口部门国会议员的干预下，银行部门贷款主要向效率低下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倾斜。
在蛋糕能够做大的增量式经济发展中，这一问题并没有立刻凸显出来。但伴随日元汇率的提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受挫，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就成了一根“难啃的骨头”。但显然，放开非出口部门的保护势必损害某些部门的利益。形势的不容乐观作用于市场上，直接降低了投资者对于日本经济未来的信心，日元贬值就顺理成章。
目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一个二元式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比如，广大中小民营企业为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不管在市场准入、税收还是在金融资源的获得上，都面临各种挤压；而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则不仅能够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还可以优先获取金融资源，享受政府各种补贴。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低效率及其背后的腐败成本，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阻力，也是今天“外资看空中国”根源。正如《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公平在解释发展过程和制定政策方面都居于中心地位，“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 （作者是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