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制度：效率转型的关键
“制度”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制度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增长，但制度的质量对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它对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利益分配、发展战略发挥较大作用。制度的质量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市场、公平和效率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导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将导致不同的产出；二是政府的效率，如果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盛行、腐败低效和不透明等，都会降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与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并且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因为，制度环境对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对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中，决定其胜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制度”，他们相互较量的实质也是“制度”。“制度”对增长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这些非物质生产要素驱动增长，意味着增长机制的深刻转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可被视为生产力，“制度”的质量可被视为生产力水平；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制度变迁。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法制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制度”建设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转型取得了较大成就，为可持续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未来十几年里，体制的活力与“制度”的优势是决定增长可持续性与国际竞争力以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策：效率转型的保障
“政策”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较好的稳定性，就难以提供稳定的预期，增长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甚至停滞或倒退。例如，通胀管理能力较差，政策出现偏差，通胀预期就必然较高，就必然会导致商业周期紊乱，放大经济的波动性。
二是指微观经济政策。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企业财税政策、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否则，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依然不能实现。这是因为，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对提高货物生产和服务贸易的效率具有诱发作用，包括微观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数量，相反，微观经济政策失当就会直接影响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三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如果不适宜，例如，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就难以调整，两极分化就难以控制，劳动的负激励显然不利于增长。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与弹性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生产激励，进而间接影响增长。如果劳动力从一个经济活动迅速向另一个经济活动转移时成本较高，工资水平僵化，就说明劳动力市场僵硬，影响市场效率，进而影响增长。
四是公共政策。包括医疗卫生、国民教育、土地管理、市政建设等公共事务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应认真反思和总结经验，吸取以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使之能够适应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避免其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短板。总之，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对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微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却存在许多政策缺失，有些已显得严重滞后；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环境和国民诉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较大改变，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积极跟进，否则，将有可能拖累增长，在这方面，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训值得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