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显示出未来宏观经济调控新的着力点和新思路。即，需防范滞胀风险，在抑制高通胀的手段选择时必须更侧重“保增长”。
未来在处理保增长与抗通胀关系的时候，要考虑通过货币政策紧缩适度收缩流动性，但不能太快，太急。同时，要注意从增加社会供给的角度保证实体经济的金融需要，适度增加贷款。而对未来物价形势及抗通胀力度也要重新评估：既要采取组合拳严控乱涨价，但对成本推动型通胀、薪酬增加引发的通胀需要区别对待，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涨价行为要尽快调整。由此分析，政府已发出了宏观经济调控微调的信号，在抑制高通胀的手段选择时必须更侧重“保增长”，而且将切实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在了第一位。
对于当前经济是否有滞胀风险还存在很大分歧。如对3月采购人经理指数（PMI）很多人做出止跌反弹的解读，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回弹，企业经营开始向好。但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当前沿海出口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已经很不妙，主要问题在于信贷控制太严，生产成本全面提升，原材料、资金、能源和人工，几乎所有成本都在大幅度上涨，企业已经很难自身消化。
何谓滞胀？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标准也不同，很难找到“普世”的尺度。但各国统一的认识是：经济增速连续出现几个月下滑，通胀指数却出现连续几个月的向上运行，即在物价上涨加剧的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通胀转为滞胀十分可怕。因为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调整——控通胀必须收紧货币政策，但会抑制经济增长。若顾虑经济增长，货币流量不敢紧缩，则可能加剧通胀。因此，管理通胀在两个方向上都必须重视，既要控制好物价，不让CPI奔腾，又要注意经济不能减速太快，最终导致经济失速和滞胀。
通胀是有自身规律的，是周期性的经济现象，也是国际性的经济现象——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必须转一遍。目前全球通胀最严重的国家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金砖五国加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50%的经济总量对通胀的感受不深，甚至占全球经济总量25%左右的美日两国还没有感受到通胀。而全球政策不同步会导致我们抗通胀效果打折扣。
中国抗通胀比其他国家难，还表现在中国式通胀的复杂程度。与传统通胀不同，中国式通胀既有需求拉动，又有成本推动，既有输入型通胀，更有高增长所伴生长期需求量暴增因素。同时，高通胀的周期恰恰与薪资大幅度提升的周期撞到了一起，长期压低物价与必须快速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矛盾尖锐化。同时，经济高增长必然受到高能源价格的阻截，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的依赖终于成为经济增长的软肋。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流动性过剩并泛滥是长周期的经济现象，而中国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所导致的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也是长周期的经济现象。物价上涨是具有必然性的经济现象。认识中国式通胀的规律，不是放任通胀，而是为了采取切实可行的抗通胀方案，打好组合拳。比如，不宜将通胀目标定得太低，太过清晰，否则左右为难。比如，抗通胀并不只在控制物价，关键是提升劳动者自身抗通胀的能力，想办法让劳动者放心地储蓄和投资，让绝大多数劳动者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能够保值增值。老百姓安居乐业不担心劳动力价值贬值了，物价一定可以稳定。
防止滞胀由预期演化为现实，最重要的就是重视滞胀信号，及时转变政策，将保增长再度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在增长中解决通胀难题，将滞胀苗头掐死在萌芽状态。(何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