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更加合理的工资、更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完善的福利和保障,已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吸纳工人的必要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工荒”似乎已经成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原因何在?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应当做出怎样的政策调整以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呢?
一般认为,“用工荒”实际上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结束的直接体现。由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就业机会越来越多。据测算,如果第二、第三产业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近几年还可能年均创造2000多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由此可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形势正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而发生急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迅速下降。例如,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就由前一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至894万。据预测,2017年前后,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
劳动力市场供求数量的变化,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就业及工资决定中的谈判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工资,才能满足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我们看到,农民工的工资一改过去多年的状况,开始不断上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是应对“用工荒”的必然,但从宏观层面看,工资上涨并不能彻底改变劳动力供求的基本格局。唯有改变技术类型、提高产品和服务增加值,企业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毋庸讳言,工资持续上涨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产生的影响尤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农民工工资是在多年维持低水平情况下上涨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时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并不取决于生产率。由于大量的人没有就业机会,生存工资决定了农民工所能获得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向贡献和生产率的合理回归。
其次,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否会推动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应该说,如果伴随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也在提升,那么企业可以不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上去。即便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现阶段农民工工资上涨尚处于向边际生产率回归的阶段,大体还是一种合理的调整与分享。
无疑,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改变了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企业使用劳动越来越昂贵,使用资本反倒显得便宜。在价格信号的激励下,一些企业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以替代劳动的投入。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过程。
不过,劳动力价格上涨只是为企业改变技术类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外在压力。要确保产业升级顺利实现,还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政府的政策配合。
具体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投入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本、知识和技术,同时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无法在企业内部完成,这就要求公共支出的倾斜与重视。考虑到工资上涨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活跃,会增加人们主动放弃培训的可能性。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加大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的直接补贴,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的投资质量和效益,迎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伟大挑战。
此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降低的大趋势下,企业需要通过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获得新的利润源泉。然而,创新只有在适宜的经济环境下,才能真正转化成利润。例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鼓励创新、保护企业合理利润的有效手段。如果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是中国经济跳出“贫困陷阱”的历史选择,那么当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保障。(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研究员 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