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

　　“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出自《明史》卷《骆问礼传》,这是明人骆问礼上隆庆帝奏书中的一段文字。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穆宗皇帝接受言官们的意见,命诸政务面奏。当是时,骆问礼考中进士授官未久,职务也仅为从七品南京刑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皆属明朝的言官,上言本其所职,但是北京的言官们提出面奏之请则并非出于公心。在骆问礼看来,他们不过是惧天下后世之议,以此推诿责任而已。于是远在南京任官的骆问礼上书言及面奏事宜十事,其中第七事为“平好恶以作士气”,《明史》中将骆问礼这段文字总结为:“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

　　骆问礼的这份奏疏在当时及其后能够引起较大反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奏疏中敢于讲真话,而且提倡讲真话,建诤言。

　　在明朝历史上,明穆宗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高拱,一位是张居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家。当时东南沿海“倭乱”,在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努力下,已经平息。北方则在高拱、张居正主持下调戚继光守蓟门,蒙古靼鞑部接受了明朝封号,史称“隆庆议和”。此后即有“隆庆开海”,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海上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张居正改革新政的设计也正完备于此时。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明穆宗听取言官们的建议,命诸政务面奏,他当然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各方面的真话。但是在骆问礼看来,事情并不在于是否面奏,而在于需要树立一种讲真话、建诤言的氛围。所以他在奏疏中说道:“一人非之不为逆,人所独见,众共是之,不为比,惟其当而已。”

　　骆问礼的这番话是实有所指的。明朝中叶以后,从社会到官场,流行一种应酬之风,与骆问礼同时代的吕坤,在他的《呻吟语》中曾经说道:“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万事安得不废弛?”官员们事事苟且,只顾在官场上钻营,谙知为官之道的潜规则;或因门户渐开,官居给事中、御史者,各有所主。所以后人评论说:“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当官不做事,或者唯唯其间,谁也不得罪,或者党同伐异,维护的只是一群人的利益,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中的痼疾。

　　但是骆问礼却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他敢于挑战皇帝权威,当张居正请穆宗皇帝大阅时,他出来反对,以为“非要务”,并因为多次与张居正牴牾而困于仕途不得升迁;他也从不随波逐流,当张居正死后备受攻击,众官员们唯恐被视为张居正同党的时候,他却以一首《哭张江陵》表示出对于这位改革家的崇敬:“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沉沉伏马周墀静,蔚蔚虞罗禹服新。方进早除贤范远,祈奚内举圣恩频。凭云一洒臧孙泪,药石年来味始真。”他也不畏权贵,对于显赫的功臣之后诚意伯刘世延的为非之举,他毫不犹豫上疏弹劾;他更不因循当时官场当官不为官的风气,上疏弹劾福建巡抚涂泽民不职。骆问礼因每每直言,得罪皇帝身边宦侍而被贬谪到僻远的楚雄任九品知事。

　　如此看来,骆问礼在官场上确实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但是他的不识时务恰恰是因为有了那种敢于讲真话、进诤言的担当。只可惜在当时官场中,像骆问礼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少了。

　　骆问礼在官场位终于湖广(今湖南、湖北)按察司副使,并无显赫地位,但是他的这份奏疏却不仅收入《明史》本传,而且当明末陈子龙等人修纂《皇明经世文编》的时候,这份奏疏也被全文收入,成为传世的经世之文。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广大知识分子要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对国家大事,树立起“惟论是非,不徇好恶”的担当精神。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商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