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老赖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是查处老赖的辅助性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执行难现状，并一定程度上加重权利人负担。标本兼治地破解执行难，必须构建国家层面的惩戒体系，全方位、全领域限制老赖的衣食住行，让其时时刻刻处于监视和约束之中，寸步难行。

　　 为发动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简称“老赖”）及其财产线索，破解“执行难”，广州中院发布38宗执行悬赏公告，涉案总金额高达2.47亿元，悬赏总金额超过990万元。其中一宗涉案案款1.04亿元的执行案，将按执行到位金额5%的比例悬赏举报者，最高赏金可达520多万元。（12月29日《广州日报》）

　　 悬赏老赖作为一种依靠社会力量查找老赖行踪或财产线索的手段，是破解执行难的有益尝试。但该举措恰恰又暴露出诚信缺失的现实背景下，执行工作常常陷入被动，难以有效规制老赖的尴尬。

　　 悬赏老赖的背后，是维权者的无奈和老赖的猖獗。按照相关规定，悬赏金及相关费用一般由申请人负担，如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实行悬赏执行的意见（试行）》，悬赏公告费和悬赏金由申请执行人负担。也就是说，本来已经赢了官司的权利人，为得到生效裁判所赋予的金钱等合法利益，还要付出悬赏金成本。这对守法者显然是极大的不公，试想，当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胜诉后，却得不到一分钱，还要为讨回应得利益再次支付额外成本，司法权威必将受到质疑。

　　 执行难困境的根源，绝非司法人员不作为，而是当前仍然欠缺科学健全的惩处老赖的机制体制。很多老赖并非没有履行能力，而是有履行能力而故意隐瞒财产，东躲西藏，加剧执行难。此现状如不改变，对公民遵纪守法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诚信建设的推进是一种阻碍，势必引起重视。

　　 简而言之，悬赏老赖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是查处老赖的辅助性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执行难现状，并一定程度上加重权利人负担。标本兼治地破解执行难，必须构建国家层面的惩戒体系，全方位、全领域限制老赖的衣食住行，让其时时刻刻处于监视和约束之中，寸步难行。同时提高其显性的违法成本，除承担迟延履行金外，还应负担维权者合理支出，乃至承担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会形成高压态势和威慑效应，倒逼老赖主动履行责任，而非赖到被悬赏的地步。(史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