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生的生活可能是这样的:三分之一时间完成课程,三分之一参加社团活动,三分之一打工。从校园饭堂、图书馆、行政助理、宿舍管理到餐馆、家教,美国大学生的节假日以及课余时间经常在打工中度过。
电影《中国合伙人》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生活场景:被实验室辞退的主人公,不得不到餐厅收拾盘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刷盘子”是中国人对出国留学的一种想象。不过,在当今蔚为大观的出国留学潮中,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多了——一方面,留学生到校外打工涉嫌违法,被视为“打黑工”;另一方面,90后中国留学生通常能获得来自家庭的财力支持。
至于在中国,尽管大学生不乏打工的机会,校内勤工助学和社会上的家教、促销等岗位欢迎大学生加盟,但是只有极少数大学生靠打工实现经济独立。
中 美大学不同的教育制度或在这种差异中起重要作用。在美国,多数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学费较高,有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可能接近一名中产阶级整整一年的收入。学生不得不通过打工补充生活开支,甚至在择校时因为心仪学校学费太高而退而求其次。相比之下,以公办教育为主流的中国大学尽管也收学费,但是学费相对较低,对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
即便在美国,大学生仍然难言经济独立,家庭资助仍然对许多美国大学生十分重要。亚利桑纳大学对2007年入学的逾千名学生,进行5年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毕业2年后,仍有半数学生依赖父母,或接受父母各种形式的资助,仅300人自称已完全经济独立。与中国大学生父母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生父母一般不会对子女全额资助,而采取对孩子部分资助的方式。
更具经济独立能力的大学生则在容易被忽视的北欧国家。在瑞典,尽管大学学费全免,但是大部分学生都在毕业时背负了债务。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典的生活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因为瑞典的父母习惯对成年的孩子“零资助”。这也跟瑞典文化有关,早在中世纪,北欧的年轻人就常常离家去做仆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北欧人认为大学生已经成人,应该对自己的财务负责。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即便他有实现经济独立的愿望,现实也难以满足需要。那些欧美大学生获得收入的方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首先是银行贷款难以申请。在国内,最普遍的大学生贷款形式是学生助学贷款,它被分为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个类型。但是,不管是申请哪种助学贷款,其前提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这些贷款是具有资助性质的、面向贫困学生的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助学贷款的利息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国家福利决定了助学贷款的“高门槛”。来自普通家庭或者收入中偏上家庭的大学生,自然与学生助学贷款无缘。
其次是打工文化难以确立,大学生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对学生来说,最方便参加也最有安全感的莫过于学校图书馆、行政部门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了,但是这些岗位的时薪往往低至十几元。而且,学生因为要上课不可能长时间工作,学校也对学生工作时间有限制,勤工助学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到社会上打工虽然收入稍高,但也难以满足需要。即便是发挥专业能力的实习生项目,薪水也难言如意,比如,几家知名门户网站给实习生开出的日薪仅在80元到120元之间,而且要求全职工作,这在一线城市接近于最低工资标准。
再次是奖学金制度不完善。在欧美国家,学生解决学费问题的一大途径是申请奖助学金。发达国家的奖学金来源十分多元化,既有大学、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也有企业在学校设立的奖学金,还有申请人所在社区的资助人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奖助学金。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奖学金只奖给那些成绩拔尖的学生,但是很多奖学金采取的是“按需分配”制,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学生才能申请相应的奖学金。而在国内,奖学金仍然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而且主要对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发放,或者就是以“贫困生”为门槛的国家励志奖学金。
父母为孩子支付学习所需费用,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天经地义。前不久,云南一位准大学生因为离异的父母都不愿意出学费,因此把父母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归还历年来的压岁钱。多数人站在同情准大学生的一边,认为父母因离婚而不愿意支付孩子学费是不负责任。这是因为大学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学费,向父母求助是无奈的。但是,把父母资助视为“理所应当”,也反过来让大学生经济独立变得更困难。
大学生实现经济独立,既需要社会培育完善的打工文化,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报酬,也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大学拓展学费资助、借贷渠道。当然,大学生形成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王钟的)
[责任编辑: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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