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成中国革命成熟坚强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却不顾严峻形势，仍然坚持进军湘西。当时，蒋介石已以20万重兵在沿途重重设伏、张网以待。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支持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把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后面，争取了主动。在挫折和胜利的反思中，党和红军开始酝酿改变错误领导，以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深刻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毛泽东协助军事指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落脚，以开创革命新局面，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全党和红军官兵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撤销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党中央同张国焘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