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语文教材，被媒体报道说“删掉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遭遇“嘘”声一片。事后很快被证明是不实报道。另有网络舆论指责人教社的相关教材崇洋媚外，也曾掀起轩然大波，人教社不得不发出强烈声明澄清相关指责，甚至要采取法律措施才逐渐平息。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材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孩子在国外读书，书包里没有教材，主要是作业本。第一，所谓的教材，不是人手一册，一些是学校的，你可以借用但不能损坏。第二，没有标准的教材，多数是依赖任课老师的选择、复印的材料。当然，学校和老师之间也会有借鉴，经典的教材（材料）就会用得比较多，但都是自由选择，没有严格标准。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放羊，教师手上都有一个“教学大纲”，其实更多是教学目标，即什么年级的学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知识水平与能力，怎样达到这个目标等，几页纸而已，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定，全凭教师自己掌握。因此，美国前些年也在推广全国性的评测，以确保教育质量。

　　我不是专业的教师，但是大致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在学校教育上，最重要的是理念，不同的教育理念决定你的教育行为与结果。落实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课程设置，即应该开设什么样的课程。现在，我们提的中小学核心素养，大概也是指这个方面。在最后的落实过程中，教师是关键，而不是教材。

　　美国没有统一的教材，不仅涉及文化体制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教育理念与基本的教育治理思路与我们不同。过去很长时间，我们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职能，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课程设置统一，教材统一，国家对教材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相关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给全国中小学生出版各类教材，大家几乎用一个版本的教材，把教材作为育人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与抓手，在背负知识学习的职能外，还兼具了“三观”的教育，成长的教育，意识形态的教育等等。

　　但是，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治理观念的改变，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行，学校课程改革已经推行多年，比如校本课程的出现，与之相配套，教材的出版发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家变成多家，甚至几十上百家，给了学校与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当然，基本指导方针并没有变）。随着这种改变，教材也变得五花八门，甚至有些教材泥沙俱下，质量不高，引起担忧。

　　教材固然在育人中有重要作用，但绝不应该赋予过重的职责，在新的教育理念与环境下，教材实际已经无法承担有关教育的所有重任了。学生在信息知识的获取上，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模式，我们也在鼓励孩子们除了学习教材之外，多看看，多读读，从而培养更广泛的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很多人对于教材的定位与苛求并没有显著变化，尤其是社会各界，还停留在过去的理念与体系，对教材本身期望与要求很高，社会各界也拿着放大镜审视，任何的调整与改变都能引发轩然大波。

　　记得当年我认识的一个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他就抛开了具体的语文教材，另辟蹊径。其核心就是三部书讲三年，其中一部就是小说。虽然没有死啃教材，但孩子们无论是阅读能力还是应试水平都很高，考试时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给我介绍他的这套做法时解释，小说或者其他书只是他的抓手，核心还是要启发学生更多更广泛地阅读与思考。别看只有一本书，但实际他们需要读很多很多。正是这种撇开教材的广泛阅读，提升了学生的语文能力。

　　当然，有一些人担心教材的导向问题，我倒觉得，基本的原则必须坚持，但不必过于放大。我儿子在国内的时候，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与意见，但在美国读书一年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自嘲说天天读“毛选”，也经常和同学就中国的社会问题争论不休。

　　决定教育发展的关键，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我们的课程本身、我们的教师，而不是那几本教材、几本有限的课上读物。（陈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