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研究生郭某因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被兰州大学作出开除学籍处分。之后，郭某不满校方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予以撤销。该案经两级法院开庭审理后，3月7日记者获悉，兰州中院终审以兰州大学作出的开除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精神，并无明显不当，驳回了郭某的诉请。

　　学术造假行为，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不诚信，大的方面来说是一种欺骗，既为道德所不容，又为法律所禁止，给予其开除学籍的处分并不为过，也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在很多国家，学术造假不但可能会失去名利与职位，更可能会触犯刑律，比如2005年7月，一名旅美韩国科研人员因伪造实验数据，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刑57个月，3年监外监视，罚款720万美元。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发表了有关论文撤销的研究报告，因造假或者被怀疑造假而撤销下来的论文所占的比例相当于过去20年的十倍。一项数据表明，英国出版商撤销的造假论文中九成属中国学者。

　　在要求严厉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大背景下，兰州大学依据相关规定对学术不端的学生，依法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仅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并非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但也足以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不过，被开除的学生并没有完全接受，以适用依据不当作为理由，提起了“给予撤销”的法律诉讼，着实让很多人看不懂，也难免会感叹司法资源被浪费。不过，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层面来说，应将诉讼与学术不端区分来看，后者固然需要严格禁绝，前者却值得理解甚至鼓励。

　　其实，在“活该”的大多数声音中，依然还是有不少的客观而理性之声，其中既有对其合法权利的赞同，也有基于其起诉动机的分析。很多人认为，恰是学术不端行为的普遍化，以及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力度偏软，“开除学籍”未能成为常态性手段，才会让当事人有委屈和冤枉的感受。同时，在其他类似行为，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处罚的情况下，难免会让人产生不公平之感，也使得舆情滋生出普遍性的同情。因而，不把开除行为孤本化，而以此为起点补强相关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的行为加大打击，才能避免诉讼维权的资源浪费，也才有了让围观者“怒与哀愁”的复杂心态。

　　中国科技部曾组织对科研造假行为进行调查，根据《自然》杂志数据，在调查涉及的中国6家顶级研究机构的6000多名科研人员中，大约1/3承认有过剽窃、造假行为。由武汉大学进行的调查更估计，我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达到数十亿元。高校学术不端的行为只是整体现状的一种浓缩，也足以看出国内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性。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时下的处罚力度太轻，处罚措施轻描淡写，惩戒性不足无以遏制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的冲动，甚至出现了同一个人在国内外的迥然不同的待遇。比如201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华裔教授王志国，因两篇论文用以说明数据的图片合成错误，受到了免去其研究者身份，并关闭其实验室，不过在国内却依然兼任高校研究院院长，并入选了中组部的“千人计划”的名单。

　　对学术造假行为建立严厉的惩戒机制，将其由单纯的道德说教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让“研究生学术不端被开除”普及化和常态化，让造假者不但无以获利反受其害，那么学术造假的乱象才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因而，对研究生论文造假被开除学籍状告母校的行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并对时下学术生态进行全面的解构，才能跳出个案而有全局之思。（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