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员的吃喝行为，除了政纪处分外，还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但与“财物”相比，将“吃喝”纳入“不正当好处”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报道，近日，天津市纪委查处了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正局级）严重违纪案件。

　　张建津被“双开”的主要理由是吃喝问题。例如，他常常以商务接待为名，组织和接受公款宴请，每餐除了高档菜肴必点，茅台、五粮液、特供保健酒必上。有时叮嘱他人把茅台酒倒入矿泉水瓶，再摆上酒桌，有时则是躲到下属单位会议室，请来名厨做菜大吃大喝。此外，在出国（境）考察期间，其仍不忘接受商人的宴请，甚至让陪同的私企老板为其举办“生日PARTY”，一餐花费高达上万欧元。

　　官员因吃喝受处分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多年来，官员吃喝风盛行，最多也是被当做违纪定性处理。所以，只要是吃点喝点，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如同只要不收钱，就谈不上违法犯罪。正是因此，近几年来，即使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反腐形势如此严峻，一些官员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和欲望。可以说，这些官员有今天这样的结果，首先是长期以来根本不把大吃大喝当回事的惯性使然。

　　其实，反对官员大吃大喝并不是今天才强调的。前些年，就有人把公款吃喝等纳入铺张浪费的范畴，建议设立浪费罪，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正如将“性贿赂”入罪难以界定性贿赂自身的涵义与尺度一样，吃喝多少算是浪费犯罪也不好把握。对此，不是公款吃喝的浪费又怎么办？其实，归根到底，治理官员吃喝还是为了约束官员廉洁从政，并不在于吃喝本身。如果吃喝不与官员的职务行为相联系，强调谦抑性的刑法显然是不宜介入的。问题是，如果吃喝与官员的职务行为明显相关，如有的是拉拢腐蚀，有的是投桃报李，那如何处置就值得思考。

　　就拿张建津违纪案来说，其吃喝大致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求于他的商人老板请客，二是自己组织吃喝，并做假账报销。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侵犯了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也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将这种行为与受贿相比，尤其是第一种行为，二者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财物，只不过受贿犯罪收受的对象是官员个人占有财物，而吃喝的对象则是数人（包括行贿人）共同的消费。可见，二者本质也是相近的，只不过吃喝官员之所得与一般的受贿罪有所区别而已。加上传统观念上的障碍，导致吃喝的数额再大也不被认为是犯罪。不过，站在请官员吃喝者的角度看，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官员提供吃喝的行为，与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贿性质没有质的区别。

　　如此一来，治理官员的吃喝行为，除了政纪处分外，还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其一，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宴请官员的行为，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可以考虑以行贿罪追责。其二，对于公款吃喝的，一律责令有关官员退赔全部费用。如果在入账报销过程中有贪污行为的，还要追究贪污罪的责任。其三，从长远来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不正当好处”，这可以作为我们打击腐败犯罪的借鉴。显然，与“财物”相比，将“吃喝”纳入“不正当好处”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金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