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讲责任，也讲制度，还讲利益，才能让扶贫工作在领导干部的日程表中排在更靠前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因为权重加大，而在各种考核中弄虚作假。

　　“扶贫”一词，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变得更为重要。除了中央层面三令五申地强调——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地方层面也正在行动起来——据报道，近日，甘肃省在精准扶贫中落实干部能上能下，24名贫困县领导因扶贫业绩而仕途迥异。

　　这24名领导中，有3个贫困县的6名党政主要负责人，因扶贫绩效考核“一般”而被组织调整。同时，还有8名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因为扶贫业绩突出被提拔、重用，10名县长转任县委书记。虽然是以“调整”委婉表述，但有升有降、有上有下，还是一目了然的。这一举措，让扶贫成为与领导干部个人利益攸关的事，应能产生更大工作压力、激发出更多工作动力。

　　应该说，中国的扶贫成绩巨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主导。不过，在这样的扶贫路径下，也难免会出现各种与行政有关的问题。常年来刊发读者来稿的《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就有很多对扶贫问题的反思。比如“建盆景”“造花盆”，把扶贫变成政绩工程;比如为了所谓公平而“轮流坐庄”，让扶贫变成了分钱分物;再比如扶贫政策不到位，大量资金“打水漂”。这些具体问题都说明，在扶贫的“中国模式”下，领导的能力与态度，决定着扶贫的成效。

　　也正因此，扶贫的大方向明确、大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在落实中提升领导干部的扶贫绩效。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面经验，也有负面经验。有人认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地方锦标赛”给予的晋升激励。而在计划生育、信访等方面的“一票否决”，也曾经广受诟病，催生不少恶政。如何在扶贫工作中用好这些杠杆，决定着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带领7000多万人摆脱贫困。

　　一方面，可以如甘肃所做的，加大扶贫在考核中的比重，在“能上能下”的原则下，让领导干部的利益与扶贫的业绩“绑定”。既讲责任，也讲制度，还讲利益，才能让扶贫工作在领导干部的日程表中排在更靠前的位置。另一方面，精准扶贫，也要“精准考核”。这需要进一步明确考核的指标体系，既包括经济增长、脱贫人数，也包括民生内容、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因为权重加大，而在各种考核中弄虚作假，助长了那些形式主义的歪风。

　　贫穷是社会的伤疤，减贫是政府的天职，扶贫济困是人类的良心。说到底，让更多人免于困顿，不仅仅是疗伤、履职，更是为了良心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