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有专家认为，现有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因为没有相应的参照数据（未受助贫困孩子境况、未获教育机会的这类家庭的孩子的就业发展情况），因而我们不能贸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现有教育体制、贫困生资助方式、社会就业环境下，教育和资助对于贫困生改变命运毫无作用。

　　更符合现实逻辑的一种可能是，仍有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政府、公益组织、爱心个人的资助，获得了教育机会，获得了相比同类起点其他更多孩子的更多机会——但这样的机会还不足以扭转机会不公平。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毕业后，脱颖而出更趋艰难；部分人获得一些职业发展机会，要想获得向上发展的空间，将面临缺乏家庭人脉支持等重要因素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甚至难以获得起码的职业发展机会，或被迫“就低”选择职业。

　　而在贫困学生获得资助，延续教育的过程中，不管是在中学、大学，还是职校，也更可能面临融入障碍。这样的融入障碍对于贫困孩子在校期间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个人竞争力，存在明显的排斥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带有几分激愤的指出，在全球贸易热潮、互联网狂飙、私有化浪潮下，美国等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不公平的税收政策使得先富阶层可以保持富者愈富的先发优势。这种情况下，资本、出身一定程度上变得比知识、能力更为重要，社会流动性变得相比以前大为放缓。

　　这也意味着，给予贫困学子教育机会，很可能阻遏社会流动性的放缓，但如果不努力维持并改善这方面的机会公平，不设法提高相关的经济资助水平，社会流动性将变得更快陷入固化。要想更有力的推进社会流动，只能寄望于再分配政策作出有效的重大调整。

　　当然，如果能够切实改善大学、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体系的培养质量，让毕业生走向社会时能够有效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不至于出现而今这样不少毕业生因为无法适应用工单位的需要，在各行各业呈现一定程度“招工难”的同时，并存“找工难”现象。这样一来，包括贫困学子在内，广大毕业生能够缩短毕业后择业困难的周期，尽快实现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变现。